唐太宗還用法律對使用民工加以限製，《唐律》中規定，修城廓、築堤防等欲征用民工，要提前將工程規模、用人多少上報尚書省待批，不經申報濫用民力的要給予刑事處罰。另外，唐太宗還兩次釋放宮女達數千人。
農業是中國封建社會的經濟命脈，發展社會生產，關鍵是發展農業。安民養民，也必然要建立在農業生產恢複和發展的基礎上。唐太宗十分重視農業生產，他自己在園子裏種了幾畝莊稼，親自鋤草，以此來領會農民的辛苦。他經常派使臣到各地巡視，勸課農桑。他要求諸使者到州縣時，要深入田間勸農，不得讓農民接待迎送，以免耽誤農活。唐太宗勸農的重點是不違農時。
貞觀五年（631年），曾發生了這樣一件事：皇太子要舉行冠禮，禮部官員請陰陽家選擇吉日，結果選在二月。二月正是春耕大忙季節，唐太宗為了不誤農時，不顧陰陽家的說教，將日期改在秋後農閑的十月。唐太宗酷愛狩獵，以示不忘武備。但為了不妨礙農時，每次都選在農閑時進行。貞觀年間他七次出獵，都是在當年的十月、十一月和十二月。這些都體現了他不違農時、與民休息的治國精神。
唐太宗“清靜無為，安樂百姓”的措施，收到顯著的社會效果。關中地區遭受戰亂破壞最為嚴重，經過數年恢複，至貞觀三、四年，農業豐收，流散人口紛紛回鄉。貞觀六、七年更是風調雨順，連續豐稔，山東也一改昔日殘破的麵貌，過往行人“自山東至於滄海，皆不齎糧，取給於路”。唐代史學家杜佑描繪說：自貞觀以後，太宗勵精為理。至八年九年，頻至豐稔，米鬥四五錢，馬牛布野，外戶動則數月不閉。至十五年，米每鬥值兩錢。糧價從最初的鬥米一匹絹，到鬥米四五錢，再到鬥米兩三錢，農業發展速度如此之快。貞觀時期“太平盛世”的出現，令後代史家也讚歎不已。
唐太宗以亡隋為鑒，製定了以“清靜無為，安樂百姓”為中心內容的施政方針，最終創造了“貞觀之治”的偉業。曆史總是有驚人的相似之處，明智之君就在於能吸取曆史的經驗教訓，以史為鑒，製定相應的統治政策，使之適應時代的發展潮流。
唐太宗即位後，胸懷大局，采取四海一統的民族和外交政策，因此太宗朝的民族和外交政策也取得了輝煌的勝利，四海之內隻要知道中國的，均努力內附，以唐為榮，樂不思蜀。這些人不但同唐人一樣，可以自由自在地生存，還可以做官，著名的少數民族將領阿史那思摩、執思失力、契芯何力、黑齒常之，乃至後世的高仙芝、李光弼等人，都為唐朝的建設和發展做出了傑出貢獻。在他們的身上，也反映出了李世民采取的正確的民族政策。現在的唐人、唐人街等，也正時那時繁榮富強、威甲四海、文禮之邦的生動寫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