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惜的是，我們現代人更多地是動物性的。動物世界裏，叢林法則，弱肉強食。追求金錢、官位，我們總是在“動”，“靜”不下來，忘了“靜”的可能性和妙處，隻顧了“動”的向外，忽視了“靜”的向內。我們處在食物鏈的頂端，既吃植物也吃動物。高度物質化的生活追求，環境破壞具有了某種必然性。黍庵裏的那位夫子，它是希望人們身上多些植物性？少些侵略，多一些自我的光合作用？像植物一樣思考，他不肯明說。
“黍庵筆記”不是匕首投槍，連周作人的“深意”與“糾結”都沒有。它與世界的關係牢固、穩定，因為，“黍庵”靜，貞靜。
祥夫的文字也是植物性的，多立少破，祥和。他不借助外力，不扯旗，自說自話，居然也可以開花、結果。那樣瑣細的食物，在他的筆下，竟也可以思及千古、縱橫天下，行當所行，甚而不止於當止，好似一條河流，回看來路，竟也是迂曲而下，並未進入另一河床。讀“黍庵筆記”，我們可以感覺到黍庵和黍庵主人的獨具的美感。
黍庵主人說：“人類最根本的東西‘食色本性’便是建立在這些瑣碎之上的，多少年來藝術完全忽略了這些，忽略它的真正原因或許是人們在思想和理想的重壓之下完全無法真正享用食色本性……” “黍庵筆記”偏愛這些瑣屑之物，因為事關感官享受。比如佛手做成的青紅絲、豆子做成的豆腐、桂花的熱香、佛手置於北魏玻璃器上清供的氛圍、木瓜的異香、薰衣草的紫藍……吃也好嗅也好看也好，這些事關人生本質的感官享受都是祥夫所喜愛的。
請讓我再重複一句：王祥夫與王彬彬、李潔非觀察、思考的問題完全不同，他完全從另外一個通道進入曆史記憶與現實人生，形成自己獨特的與現實世界的關係。人生在世，每個人都必須處理與現實之間的關係。作家除了處理自身與現實的關係外，還得處理作品與現實之間的關係。比如，出世與入世，祥夫當然不是出世的，但絕不是勇猛精進的入世。再比如魯迅所謂的匕首投槍和他兄弟周作人的所謂平和衝淡，風格不同，祥夫偏向後者。儒家說：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祥夫不“窮”也不“達”，因此“獨善”與“兼濟”在祥夫身上兼而有之。“獨善”也好，“兼濟”也好，祥夫都有自己的通道，這從他的文章中也能看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