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凱
王符（約公元82-約167）是東漢後期的進步思想家。據《後漢書?王符傳》記載，他“少好學，有誌操”，“自和、安之後，世務遊宦，當塗者更相薦引，而符獨耿介不同於俗，以此遂不得升進。誌意蘊憤，乃隱居著書三十餘篇，以譏當時失得，不欲章顯其名，故號曰《潛夫論》。”《潛夫論》一書中，民本思想十分突出。王符把民眾看成是國家興亡的根本力量，反複強調“國以民為基，貴以賤為本。”“君，以恤民為本。”“君臣法令之功，必效於民。”即使談到天命，他也說：“帝以天為製，天以民為心，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天以民為心，民安樂則天心順，民愁苦則天心逆。”他對東漢後期社會政治的抨擊和對理想社會藍圖的描繪，都是以民本主義思想為理論基礎的。
一、民本主義的富民論
“富民”論是民本主義思想的重要內容。民本主義的主旨是，國之安危在於民，而富民論則強調，國之貧富在於民。兩者一脈相承，後者是前者的重要組成部分。
早在西周末年，統治者就意識到經濟上民對君的根本製約和君對民的最終依賴，“夫民之大事在農，上帝之粢盛於是乎出，民之蕃庶於是乎生，事之供給於是乎在，和協輯睦於是乎興，財用蕃殖於是乎始”，“（民）若匱，王用將有所乏”。先秦漢初，“富民”成為許多政治家、思想家的共識。老子就反對統治者對民的過度剝削，他從“無為”思想出發，提出“我無事而民自富”。孔子主張富民，《論語》記載：“子適衛，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他認識到民富與君富是緊密相連的，“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隻有民富，才能君富。孟子主張“省刑罰，薄稅斂”，“製民之產”，“使民不饑不寒”，“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荀子是一個君本論者，但他明確指出君富離不開民富，“下富則上富”，提出“裕民以政”和“以政裕民”，“裕民”就是“富民”。西漢初年，賈誼強調“蓄民以厚”，“富安天下”，指出統治者要“以富樂民為功，以貧苦民為罪”。
從先秦以來，就已經有把富民作為治國方針的思想存在。如《管子》認為“食”為政首，提出“治國之道，必先富民”。但從整體上看，先秦和漢初的政治家、思想家們大都是把“富民”作為治國的一種措施和手段來加以利用的。王符則不然，他繼承先秦漢初的富民思想，並把“富民”作為治國的根本，明確提出：“夫為國者，以富民為本。”這就是說，統治者要想治理好國家，首先必須著眼於和著力於“富民”，其他一切政策和措施都必須以此為基礎，這就叫“務本”。否則就是“離本”。由此，王符對“富民”的意義的認識，遠遠超出了以往一切政治家和思想家，是對民本主義思想的重大發展。
首先，王符對“富民”理論的闡發是建立在民本主義的思想基礎上的。他說：“國以民為基，貴以賤為本。願察開辟以來，民危而國安者誰也？下貧而上富者誰也？故曰：‘夫君國將民之以（與），民實瘠而君安得肥？’”“國以民為基，貴以賤為本”是王符民本主義思想的基本觀點。從這裏，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王符把“富民”同“民本”緊密聯係起來，以“民為國基”、“民為邦本”論證“富民”的必要性。在王符看來，國家的財富是人民創造的，君主的財富是人民提供的，用“下貧”求“上富”或用民貧求君富，必傷其本、斷其源。春秋時期，楚臣伍舉曾經告誡楚靈王，應當把自己的命運同人民聯係在一起，提出“夫君國者，將民之與處；民實瘠矣，君安得肥”的問題，讓楚靈王思考。王符引用這個典故，就是力圖在經濟上進一步論證“國以民為基，貴以賤為本”。它的理論意義就在於，透過封建國家及其君主在經濟上對人民的支配，在更深的層次上注意到封建國家及其君主在經濟上對人民的依賴。支配的關係是表麵的，誰都可以看到；而依賴的關係是深層的，必須要理性的思考。那些俗君暗主之所以用“下貧”來求“上富”、用“民瘠”來求“君肥”，正是由於他們自恃掌握著國家的政權，而看不到和不懂得這種依賴關係。
王符的“富民為本”還有一層含義，那就是，民之貧富不僅僅是一個經濟問題，更是一個政治問題，它關乎天下的興亡治亂。關於這一點，先秦漢初的政治家、思想家就已經認識到了。西周末年就有“民乏財用，不亡何待”的感慨，荀子也指出“自古及今，未有窮其下而無危者也。”王符在考察現實的基礎上，也明確指出，“民貧則背善”、“民富乃可教”。為什麼呢？因為民“貧則厄而忘善，富則樂而可教”。老百姓隻有解決了物質生活問題，才有可能接受封建道德教化。如果老百姓貧窮得無法生活，那也就顧不得什麼善惡、榮辱了。正如王符描繪的那樣，老百姓“饑寒並至，則安得不為非？為非則奸宄。奸宄繁多，則吏安能無嚴酷？嚴酷數加，則下安能無愁怨？愁怨者多，則咎征並臻。下民無聊，則上天降災，則國危矣”。由此看來，人民生活的貧困，“下民無聊”導致的社會矛盾激化，最後必然使國家走向衰亡。過去的許多政治家、思想家論“富民”，大多從國家財政的來源和收入著眼，王符則從更大範圍注意到天下和國家的興亡，從正麵肯定“富民”為國家的“太平之基”。
二、富民方法與途徑的設想
王符在肯定“富民”是治國的根本的前提下，針對東漢後期社會矛盾尖銳，人民赤貧化的現狀進行了抨擊。同時，對如何富民，即“富民”的方法與途徑問題，提出了自己的一係列設想，深入發展了民本思想。
1.重本抑末思想的闡發
王符認為，“民去農桑，赴遊業，披采眾利”，是導致東漢後期農業生產凋敝、國庫空虛、人民赤貧化的重要原因。他指出當時的社會現狀是“舉世舍農桑，趨商賈，牛馬車輿，填塞道路，遊手為巧，充盈都邑。治本者少，浮食者眾。商邑翼翼，四方是極。今察洛陽，浮末者什於農夫，虛偽遊手者什於浮末。是則一夫耕，百人食之；一婦桑，百人衣之。是以一奉百，孰能供之？天下百郡千縣，市邑萬數，類皆如此，本末何足相供？則民安得不饑寒？饑寒並至，則安能不為非？”由此，王符疾呼“遊業末事，以收民利，此貧邦之原也。”要求統治者重視農業生產，提倡農耕。
王符將發展農業生產作為富民之本，要求統治者加以重視。但是，同先秦漢初的“重本抑末”思想相比，王符又表現出不同的認識。他說：“夫富民者，以農桑為本，以遊業為末；百工者，以致用為本，以巧飾為末；商賈者，以通貨為本，以鬻奇為末。三者守本離末則民富，離本守末則民貧”。我們可以看出，王符突破了先秦漢初“本末”劃分的界限，在“以農為本”、“重農”的同時，並不一味“抑工”、“抑商”，而是也給予“百工”、“商賈”以一定的地位，充分肯定了手工業“致用”和商業“通貨”在富民中的作用，公開申明“三者”均可“富民”。他所反對的隻是脫離土地、遊手好閑、不勞而獲的“浮食”者和工商業中的“巧飾”、“鬻奇”。由此，王符指出：“故為政者，明督工商，勿使淫偽；困辱遊業，勿使擅利；寬假本農……則民富而國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