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凱
王符(約公元82-約167)是東漢後期的進步思想家。據《後漢書?王符傳》記載,他“少好學,有誌操”,“自和、安之後,世務遊宦,當塗者更相薦引,而符獨耿介不同於俗,以此遂不得升進。誌意蘊憤,乃隱居著書三十餘篇,以譏當時失得,不欲章顯其名,故號曰《潛夫論》。”《潛夫論》一書中,民本思想十分突出。王符把民眾看成是國家興亡的根本力量,反複強調“國以民為基,貴以賤為本。”“君,以恤民為本。”“君臣法令之功,必效於民。”即使談到天命,他也說:“帝以天為製,天以民為心,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天以民為心,民安樂則天心順,民愁苦則天心逆。”他對東漢後期社會政治的抨擊和對理想社會藍圖的描繪,都是以民本主義思想為理論基礎的。
一、民本主義的富民論
“富民”論是民本主義思想的重要內容。民本主義的主旨是,國之安危在於民,而富民論則強調,國之貧富在於民。兩者一脈相承,後者是前者的重要組成部分。
早在西周末年,統治者就意識到經濟上民對君的根本製約和君對民的最終依賴,“夫民之大事在農,上帝之粢盛於是乎出,民之蕃庶於是乎生,事之供給於是乎在,和協輯睦於是乎興,財用蕃殖於是乎始”,“(民)若匱,王用將有所乏”。先秦漢初,“富民”成為許多政治家、思想家的共識。老子就反對統治者對民的過度剝削,他從“無為”思想出發,提出“我無事而民自富”。孔子主張富民,《論語》記載:“子適衛,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他認識到民富與君富是緊密相連的,“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隻有民富,才能君富。孟子主張“省刑罰,薄稅斂”,“製民之產”,“使民不饑不寒”,“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荀子是一個君本論者,但他明確指出君富離不開民富,“下富則上富”,提出“裕民以政”和“以政裕民”,“裕民”就是“富民”。西漢初年,賈誼強調“蓄民以厚”,“富安天下”,指出統治者要“以富樂民為功,以貧苦民為罪”。
從先秦以來,就已經有把富民作為治國方針的思想存在。如《管子》認為“食”為政首,提出“治國之道,必先富民”。但從整體上看,先秦和漢初的政治家、思想家們大都是把“富民”作為治國的一種措施和手段來加以利用的。王符則不然,他繼承先秦漢初的富民思想,並把“富民”作為治國的根本,明確提出:“夫為國者,以富民為本。”這就是說,統治者要想治理好國家,首先必須著眼於和著力於“富民”,其他一切政策和措施都必須以此為基礎,這就叫“務本”。否則就是“離本”。由此,王符對“富民”的意義的認識,遠遠超出了以往一切政治家和思想家,是對民本主義思想的重大發展。
首先,王符對“富民”理論的闡發是建立在民本主義的思想基礎上的。他說:“國以民為基,貴以賤為本。願察開辟以來,民危而國安者誰也?下貧而上富者誰也?故曰:‘夫君國將民之以(與),民實瘠而君安得肥?’”“國以民為基,貴以賤為本”是王符民本主義思想的基本觀點。從這裏,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王符把“富民”同“民本”緊密聯係起來,以“民為國基”、“民為邦本”論證“富民”的必要性。在王符看來,國家的財富是人民創造的,君主的財富是人民提供的,用“下貧”求“上富”或用民貧求君富,必傷其本、斷其源。春秋時期,楚臣伍舉曾經告誡楚靈王,應當把自己的命運同人民聯係在一起,提出“夫君國者,將民之與處;民實瘠矣,君安得肥”的問題,讓楚靈王思考。王符引用這個典故,就是力圖在經濟上進一步論證“國以民為基,貴以賤為本”。它的理論意義就在於,透過封建國家及其君主在經濟上對人民的支配,在更深的層次上注意到封建國家及其君主在經濟上對人民的依賴。支配的關係是表麵的,誰都可以看到;而依賴的關係是深層的,必須要理性的思考。那些俗君暗主之所以用“下貧”來求“上富”、用“民瘠”來求“君肥”,正是由於他們自恃掌握著國家的政權,而看不到和不懂得這種依賴關係。
王符的“富民為本”還有一層含義,那就是,民之貧富不僅僅是一個經濟問題,更是一個政治問題,它關乎天下的興亡治亂。關於這一點,先秦漢初的政治家、思想家就已經認識到了。西周末年就有“民乏財用,不亡何待”的感慨,荀子也指出“自古及今,未有窮其下而無危者也。”王符在考察現實的基礎上,也明確指出,“民貧則背善”、“民富乃可教”。為什麼呢?因為民“貧則厄而忘善,富則樂而可教”。老百姓隻有解決了物質生活問題,才有可能接受封建道德教化。如果老百姓貧窮得無法生活,那也就顧不得什麼善惡、榮辱了。正如王符描繪的那樣,老百姓“饑寒並至,則安得不為非?為非則奸宄。奸宄繁多,則吏安能無嚴酷?嚴酷數加,則下安能無愁怨?愁怨者多,則咎征並臻。下民無聊,則上天降災,則國危矣”。由此看來,人民生活的貧困,“下民無聊”導致的社會矛盾激化,最後必然使國家走向衰亡。過去的許多政治家、思想家論“富民”,大多從國家財政的來源和收入著眼,王符則從更大範圍注意到天下和國家的興亡,從正麵肯定“富民”為國家的“太平之基”。
二、富民方法與途徑的設想
王符在肯定“富民”是治國的根本的前提下,針對東漢後期社會矛盾尖銳,人民赤貧化的現狀進行了抨擊。同時,對如何富民,即“富民”的方法與途徑問題,提出了自己的一係列設想,深入發展了民本思想。
1.重本抑末思想的闡發
王符認為,“民去農桑,赴遊業,披采眾利”,是導致東漢後期農業生產凋敝、國庫空虛、人民赤貧化的重要原因。他指出當時的社會現狀是“舉世舍農桑,趨商賈,牛馬車輿,填塞道路,遊手為巧,充盈都邑。治本者少,浮食者眾。商邑翼翼,四方是極。今察洛陽,浮末者什於農夫,虛偽遊手者什於浮末。是則一夫耕,百人食之;一婦桑,百人衣之。是以一奉百,孰能供之?天下百郡千縣,市邑萬數,類皆如此,本末何足相供?則民安得不饑寒?饑寒並至,則安能不為非?”由此,王符疾呼“遊業末事,以收民利,此貧邦之原也。”要求統治者重視農業生產,提倡農耕。
王符將發展農業生產作為富民之本,要求統治者加以重視。但是,同先秦漢初的“重本抑末”思想相比,王符又表現出不同的認識。他說:“夫富民者,以農桑為本,以遊業為末;百工者,以致用為本,以巧飾為末;商賈者,以通貨為本,以鬻奇為末。三者守本離末則民富,離本守末則民貧”。我們可以看出,王符突破了先秦漢初“本末”劃分的界限,在“以農為本”、“重農”的同時,並不一味“抑工”、“抑商”,而是也給予“百工”、“商賈”以一定的地位,充分肯定了手工業“致用”和商業“通貨”在富民中的作用,公開申明“三者”均可“富民”。他所反對的隻是脫離土地、遊手好閑、不勞而獲的“浮食”者和工商業中的“巧飾”、“鬻奇”。由此,王符指出:“故為政者,明督工商,勿使淫偽;困辱遊業,勿使擅利;寬假本農……則民富而國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