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在農、工、商三方麵中，王符始終把農業放在首要地位，他反複強調“土地，民之本也”，“耕，食之本也”，“穀為民命”，認為農業是人民的衣食之源，而衣食又是人民生存的最主要條件，所以，發展農業生產是“富民”的基本前提。
2.為民愛日思想的深化
針對東漢中後期“萬官撓民”、“輕奪民時”，老百姓徭役繁重的社會現狀，王符在《潛夫論》中著《愛日》篇，告誡統治者要珍惜民力，注重農時。他說：“國之所以為國者，以有民也；民之所以為民者，以有穀也；穀之所以豐殖者，以有人功也；功之所以能建者，以日力也。”在這裏，王符說明的實際是這樣一種觀點：莊稼之所以豐收，是因為人們付出了勞動；勞動成果之所以能夠獲得，是因為人們花費了勞動時間。把勞動成果同勞動時間聯係起來，認為勞動成果是人們對勞動時間加以利用的結果，這在當時是一個了不起的思想。因為正是在這裏，人們第一次從理論上認識到勞動時間的價值。由此，王符不僅對統治者無端“撓民”、“下殫百姓”使民力枯竭的現實進行了抨擊，同時把是否“愛日”作為衡量社會治亂的一個重要標誌。他說：“治國之日舒以長，故其民閑暇而力有餘；亂國之日促以短，故其民困務而力不足。”如果“君明察”而上下得治，“則民安靜而力有餘，故視日長也”；如果“君不明”，“則百官亂而奸宄興，法令鬻而役賦繁，則布衣困於吏政……故視日短也。”從國家治亂和勞動時間長短的比較中，王符得出一個重要結論：“富足生於寬暇，貧窮來於無日。聖人深知，力者乃民之本也，而國之基，故務省役而為民愛日。”
總之，王符認為，統治者“卒勞百姓，輕奪民時”，實質上是輕棄收獲，不“愛日”實質上是不“愛民”。他指出：“今民力不暇，穀何以生？百姓不足，君孰與足？”王符的“愛日”論同他的民本思想是密切聯係在一起的。
3.“夫土地者，民之本也”命題的提出
東漢時期政治腐敗，官吏貪殘，豪強地主、商賈大富大肆兼並土地，老百姓家破人亡，流離失所者不可勝計。對此王符作了描繪，他說：老百姓“奪土失業，又遭蝗旱饑匱，逐道東走，流離分散。幽冀兗豫荊揚蜀漢，饑餓死亡，複失太半”。針對這樣的社會現實，王符於“耕，食之本也”，“耕種，生之本也”，“穀為民命”等命題之後，進一步提出了“夫土地者，民之本也”的命題。他認為，如果百姓失去土地，也就失去了衣食之源，失去了生存的最主要的條件，“富民”也就成為空談。因此，王符強調指出：“苟有土地，百姓可富也。”
“夫土地者，民之本也”命題的提出，具有深刻的曆史意義。中國土地私有製的出現和最後確立，是經過春秋後期到戰國的二三百年的發展，完成於商鞅變法。土地私有製一經最後確立，剝削者用各種方法兼並土地，奴役廣大勞動人民，就日益成為普遍的社會現象。在中國古代社會，土地兼並集中的加劇，實濫觴於西漢文帝，而到武帝及其以後，日益嚴重，出現了“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的尖銳對立。基於土地集中，農民破產，並以流亡形式反抗殘暴統治的鬥爭，在西漢後期構成為深刻的社會危機。王朝內部一些有遠見的政治家、思想家都一再提醒皇帝注意土地高度集中導致農民破產的嚴重性，提出了“限民名田，以贍不足，塞並兼之路”的主張。王莽代漢，推行王田製，更企圖直接解決土地問題。但是他們都隻是意識到土地高度集中對社會及民生的危害，而沒有從理論上說明土地與民的關係問題，更沒有將土地與富民論聯係在一起。而王符則不然，他在已往民本思想著重強調民為國本，民以食為本的基礎上，更進一步意識到民的根本問題是土地問題。
三、“富則教之”的教化思想
王符繼承先秦儒家“庶則富之，富則教之”的思想，在闡發“富民”理論的同時，認為統治者要“致太平”，還必須對民眾進行思想教化。他說：“先聖遺業，莫大教訓。”又說：“明王之養民也，憂之勞之，教之誨之，慎微防萌，以斷其邪。”把教化民眾看成是統治者“德政加於民”的重要表現。
首先，王符教化民眾的思想是建立在他對民的認識基礎之上的。他認為民都是有“性情化俗”的。他說：“民有性，有情，有化，有俗。情性者，心也，本也。化俗者，行也，末也。末生於本，行起於心。”民眾的一切行動都是由他們的心性決定的。而“民有心也，猶為種之有園也。遭和氣則秀茂而成實，遇水旱則枯槁而生孽。”這就是說，民的心好似一塊種植的田園，如果風調雨順，種子就會茁壯成長，結成果實；相反，遇到水旱災害，就會枯槁而發育畸形。同樣，“民蒙善化，則人有士君子之心；被惡政，則人有懷奸亂之慮。”如果奸亂之慮不斷積聚，就會導致國家的危亡。在這樣的認識基礎上，王符指出，統治者治民必須“先其本而後其末，順其心而理其行，心精苟政，則奸匿無所生，邪惡無所載矣。”教化的作用就是要使民心仁厚純正，這樣才能避免“奸邪而行淺薄”，避免國家的危亡。
其次，王符教化民眾的思想，是針對東漢時期民眾棄農經商，遊手為巧，腐化侈靡，同時遵從讖緯，大事鬼神等迷信活動，社會風氣日益敗壞提出來的。他揭露當時的社會現狀說：“今舉世舍農桑，趨商賈……遊手為巧”；或“奢衣服，侈飲食，事口舌，而習調欺，以相詐紿”；“或以謀奸合任為業；或以遊敖博弈為事；或農夫世不傳犁鋤，懷丸夾彈，攜手遨遊；或取好土做丸，賣之於彈……或作泥車、瓦狗、馬騎、倡排、諸戲弄小兒之具以巧詐”；或“起學巫祝，鼓舞事神，以欺誣細民，熒惑百姓……或裁好繒，作為疏頭，令工采畫，雇人書祝，虛飾巧言，欲邀多福。”總之，人們為了滿足貪欲而奔波、忙碌，隻要能掙錢，經商、演戲、求神、弄鬼、欺詐、賭博什麼都幹，“富者競欲相過，貧者恥逮不及。”這些敗壞社會風氣的行為，王符認為“皆非民性”，是“亂政薄化”帶來的必然結果。由此，他指出，統治者治理國家，必須“觀民設教”，才能“變風易俗，以致太平。”
那麼，用什麼來教化民眾呢？王符認為，“夫教訓者，所以遂道術而崇德義也”，“教訓者，以道義為本。”所謂“道術”、“德義”、“道義”就是指儒家的仁義禮教。他在《德化》一文中明確提出“明禮義以為教”，主張用儒家的倫理思想教化民眾。並說：“是故上聖不務治民事而務治民心……導之以德，齊之以禮，務厚其情而明其義，民親愛則無相傷害之意，動思義則無奸邪之心。”王符認為“人君之治，莫大於道，莫盛於德，莫美於教，莫神於化”，隻要“躬道德而敦慈愛，美教訓而崇禮讓”，就會“使民無爭心，而致刑措”，達到太平之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