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貢禹認為，漢代統治者攻山取銅以鑄幣，嚴重影響農業生產，也是造成百姓不斷貧困化的重要原因。他說：“漢家鑄錢，及諸鐵官皆置吏卒徒，攻山取銅鐵，一歲功十萬人以上，中農食七人，是七十萬人常受其饑也”。同時“民坐盜鑄錢被刑者眾，富人積錢滿室，猶無厭足。民心動搖，商賈求利，東西南北各用智巧，好衣美食，歲有十二之利，而不出租稅。農夫父子暴露中野，不避寒暑，草把土，手足胼胝，已奉穀租，又出稿稅，鄉部私求，不可勝供。”這裏，貢禹重農抑工商的思想表露無遺。不過，在當時的曆史條件下，重農就是重民。
貢禹對武帝及西漢末期統治者多欲政治的批判是尖銳而深刻的。他指出：“天生聖人，蓋為萬民，非獨使自娛樂而己也。”也就是說，人君應該為民著想，不能隻圖自己享樂。從這一認識出發，貢禹力勸君主應“深察古道，從其儉者”，提出把服輿器物三分去二，滅宮衛，免諸官奴婢等一係列政治主張，都具有鮮明的民本思想色彩。
二、穀永社會批判思想的民本思想特色
穀永，成帝時大臣。麵對統治者驕奢淫逸，屢興賦役，人民“流散冗食，餓死於道”，不斷發動起義，社會危機日益加深的現實，他“前後所上四十餘事，略相反覆，專攻上身與後宮”，具有鮮明的民本思想特色。
首先，穀永基於對君民關係的深刻認識，明確提出了“王者以民為基，民以財為本”的民本思想觀點。他認為，統治者的橫征暴斂和百姓饑饉是造成農民起義頻繁，社會政治危機日益加深的重要原因。如說：“諸夏舉兵，萌於民饑饉而吏不恤，興於百姓困而賦斂重，發於下怨離而上不知”，“財竭則下釁，下釁則上亡。”將百姓的窮困和統治者的存亡聯係起來，說明穀永對君民關係的認識是很深刻的。
其次，以民本理論為武器，穀永對統治者不愛民力，屢興賦役，輕奪民財進行了抨擊，他指責成帝說：“今陛下輕奪民財，不愛民力，聽邪臣之計，去高敞初陵，捐十年功緒，改作昌陵，反天地之性，因下為高，積土為山，發徒起邑，並治宮館，大興徭役，重增賦斂，征發如雨，役百乾豁，費疑驪山，靡敝天下，五年不成而後反故。又廣盱營表，發人塚墓，斷截骸骨，暴揚屍柩。”再加上貪官汙吏“違天害德”，肆意掠奪人民，造成“百姓財竭力盡，愁恨感天，災異屢降，饑饉仍臻，留散冗食，餓死於道，以百萬數。”正是在統治集團的殘暴剝削和壓榨下，人民不斷“盜庫兵”，殺官吏，“自號曰‘山君’”，發動起義。從挽救西漢王朝的社會危機出發，穀永力勸統治者“追觀夏、商、周、秦之所以失之”，重民、愛民，不可輕奪民財。“是以明王愛養基本，不敢窮極，使民如承大祭”，籲請統治者在使用老百姓時一定要像祭祀大禮那樣小心謹慎。他舉例說：“堯遭洪水之災，天下分絕為十二州，製遠之道微而無乖釁之難者，德厚恩深，無怨於下也。”相反，“秦居平土，一夫大呼而海內崩析者，刑罰深酷，吏行殘賊也”。因此，他主張除奸邪，正法度，對“違天害德，為上取怨於下”的殘賊酷暴之吏，“錮廢勿用”。同時，要求統治者“益選溫良上德之士以親萬民，平刑釋冤以理民命，務省徭役，毋奪民時，薄收賦稅，毋殫民財，使天下黎元鹹安家樂業”。“流恩廣施，振贍困乏，開關梁，內流民，恣所欲之，以救其急。”
第三，穀永的民本思想還表現在：他否定君主一人的專製統治，堅持了立君為民的民本思想觀點。他說：“臣聞天生蒸民，不能相治，為立王者以統理之。方治海內非為天子，列土封疆非為諸侯，皆以為民也。垂三統，列三正，去無道，開有德，不私一姓，明天下乃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他指責成帝“失道妄行，逆天暴物，窮奢極欲，湛湎荒淫，婦言是從，誅逐仁賢，離逖骨肉，群小用事，峻刑重賦，百姓愁怨。”並警告說：“終不改寤，惡洽變備，不複譴告，更命有德。”這裏值得注意的是：穀永不再把天下歸為君主一人的所有物，認為君主隻是天下人的代理人而已。如果這個代理人“躬行道德，承天順地，博愛仁恕，恩行及葦，籍稅取民不過常法，宮室車服不腧製度，事節財足，黎庶和睦……百姓壽考，庶草蕃滋”，便可以長期代理；相反，如果“失道妄行，逆天暴物，窮奢極欲……百姓愁怨”，就要“更命有德”。並且指出：“去惡奪弱，遷命聖賢，天地之常經，百王之所同也。”這可以說是西漢末年社會政治批判思潮最具進步性的言論，它無疑是給西漢末年統治者專製統治及“君權神授”理論的狠狠一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