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凱
從曆史上看，民本思想的興起與發展總是與社會批判思潮緊密結合的。西漢末年也不例外。漢代社會批判思潮的起源，可以追溯到賈誼。有學者指出，賈誼的“《過秦論》一篇作品寓意於秦之不可法，實在是‘過漢論’。”一個洛陽少年，初登廟堂，就敏銳地看到了漢初“可為痛惜”、“可為流涕”和“可為長太息”的現象，他對當時社會矛盾的揭露，具有明顯的社會批判意義。後來的《淮南子》、《史記》也具有一定的社會批判意義。董仲舒提出“限民名田，以贍不足，塞並兼之路；鹽鐵皆歸於民；去奴婢，除專殺之威；薄賦斂，省徭役，以寬民力”，拓展並深化了這種社會政治批判思想的內容。鹽鐵會議上，賢良文學發揮孟子式民本思想，以儒家理想政治為準則，衡量時政，針砭時弊，成為後世儒家社會政治批判的楷模。其後，宣帝時大臣夏侯勝繼承這種傳統，對宣帝設廟樂頌揚武帝功業進行了批評。他說：“武帝雖有攘四夷，廣土斥境之功，然多殺士眾，竭民財力，泰奢無度，天下虛耗，百姓流離，物故者半。蝗蟲大起，赤地數千裏，或人民相食，畜積至今未複，亡德澤於民，不宜為之立廟樂。”夏侯勝的批評顯然也是從孟子民貴君輕思想出發的。到西漢後期，社會政治批判成為一種思潮，其代表人物貢禹、穀永、鮑宣等，揭露當時社會各種腐敗現象，抨擊政治黑暗麵，對下層百姓的苦難給予深切的同情，都具有鮮明的民本思想特色。
一、貢禹社會批判思想的民本色彩
貢禹，宣帝時“以明經潔行著聞，征為博士，涼州刺史”，曾“舉賢良為河南令”。元帝即位，征為諫大夫。麵對西漢後期土地高度集中導致小農經濟破產，百姓死亡流離，痛苦不堪的現實，他把矛頭指向武帝和西漢後期統治集團，對統治者的多欲政治進行了猛烈批判，帶有鮮明的民本思想色彩。
首先，貢禹對西漢末年“財多而光榮”、“史書而士宦”、“勇猛而臨官”、“犯法者贖罪”、“入穀者補吏”、貪官汙吏殘酷壓榨百姓的現實進行抨擊。他上書說：孝文帝時，沒有贖罪法而令行禁止，海內大化。及至漢武帝，“辟地廣境數千裏，自見功大威行，遂從嗜欲。用度不足，乃行一切之變，使犯法者贖罪，入穀者補吏，是以天下奢侈，官亂民貧，盜賊並起，亡命者眾。郡國恐伏其誅，則擇便巧史書習於計簿能欺上府者，以為右職：奸軌不勝，則取勇猛能操切百姓者，以苛暴威服下者，使居大位。故亡義而有財者顯於世，欺謾而善書者尊於朝，悖逆而勇猛者貴於官……黥劓而髡鉗者猶複攘臂為政於世，行雖犬彘，家富勢足，目指氣使，是為賢耳。”針對這樣的現實，貢禹指出：“欲興至治，致太平，宜除贖罪之法。”加強法度，對盤剝苛酷，欺壓百姓的貪官汙吏，要“輒行其誅”。
其次，貢禹以民本理論為武器，對老百姓大饑而死、人至相食而官家“廄馬食粟，苦其太肥”的現實進行了揭露和批判。他說，武帝時“征伐四夷，重賦於民，民產子三歲則出口錢，故民重困，至於生子輒殺”。又“多取好女至數千人，以填後宮。及棄天下，昭帝幼弱，霍光專事，不知禮正，妄多藏金銀財物，鳥獸魚鱉牛馬虎豹獸禽，凡百九十物，盡瘞臧之，又皆以後宮女置於園陵……諸侯妻妾或數百人，豪富吏民畜歌者至數十人，是以內多怨女，外多曠夫。”貢禹認為，自武帝實行多欲政策以來，“後世爭為奢侈，轉轉益甚”。“今大夫潛諸侯，諸侯潛天子，天子過天道……方今齊三服官作工各數千人，一歲費數钜萬。蜀廣漢主金銀器，歲各用五百萬。三工官費五千萬，東西織室亦然。廄馬食粟將萬匹。臣禹嚐從之東宮，見賜杯案，盡文畫銀飾，非當所以賜食臣下也。東宮之費，亦不可勝計。天下之民所為大饑餓死者，是也。今民大饑而死，死又不葬，為犬豕所食。人至相食，而廄馬食粟，苦其大肥，氣勝怒至，乃日步作之”。麵對這樣的殘酷現實，貢禹不免向統治者大聲疾問：“王者受命於天，為民父母，固當若此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