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凱
從曆史上看,民本思想的興起與發展總是與社會批判思潮緊密結合的。西漢末年也不例外。漢代社會批判思潮的起源,可以追溯到賈誼。有學者指出,賈誼的“《過秦論》一篇作品寓意於秦之不可法,實在是‘過漢論’。”一個洛陽少年,初登廟堂,就敏銳地看到了漢初“可為痛惜”、“可為流涕”和“可為長太息”的現象,他對當時社會矛盾的揭露,具有明顯的社會批判意義。後來的《淮南子》、《史記》也具有一定的社會批判意義。董仲舒提出“限民名田,以贍不足,塞並兼之路;鹽鐵皆歸於民;去奴婢,除專殺之威;薄賦斂,省徭役,以寬民力”,拓展並深化了這種社會政治批判思想的內容。鹽鐵會議上,賢良文學發揮孟子式民本思想,以儒家理想政治為準則,衡量時政,針砭時弊,成為後世儒家社會政治批判的楷模。其後,宣帝時大臣夏侯勝繼承這種傳統,對宣帝設廟樂頌揚武帝功業進行了批評。他說:“武帝雖有攘四夷,廣土斥境之功,然多殺士眾,竭民財力,泰奢無度,天下虛耗,百姓流離,物故者半。蝗蟲大起,赤地數千裏,或人民相食,畜積至今未複,亡德澤於民,不宜為之立廟樂。”夏侯勝的批評顯然也是從孟子民貴君輕思想出發的。到西漢後期,社會政治批判成為一種思潮,其代表人物貢禹、穀永、鮑宣等,揭露當時社會各種腐敗現象,抨擊政治黑暗麵,對下層百姓的苦難給予深切的同情,都具有鮮明的民本思想特色。
一、貢禹社會批判思想的民本色彩
貢禹,宣帝時“以明經潔行著聞,征為博士,涼州刺史”,曾“舉賢良為河南令”。元帝即位,征為諫大夫。麵對西漢後期土地高度集中導致小農經濟破產,百姓死亡流離,痛苦不堪的現實,他把矛頭指向武帝和西漢後期統治集團,對統治者的多欲政治進行了猛烈批判,帶有鮮明的民本思想色彩。
首先,貢禹對西漢末年“財多而光榮”、“史書而士宦”、“勇猛而臨官”、“犯法者贖罪”、“入穀者補吏”、貪官汙吏殘酷壓榨百姓的現實進行抨擊。他上書說:孝文帝時,沒有贖罪法而令行禁止,海內大化。及至漢武帝,“辟地廣境數千裏,自見功大威行,遂從嗜欲。用度不足,乃行一切之變,使犯法者贖罪,入穀者補吏,是以天下奢侈,官亂民貧,盜賊並起,亡命者眾。郡國恐伏其誅,則擇便巧史書習於計簿能欺上府者,以為右職:奸軌不勝,則取勇猛能操切百姓者,以苛暴威服下者,使居大位。故亡義而有財者顯於世,欺謾而善書者尊於朝,悖逆而勇猛者貴於官……黥劓而髡鉗者猶複攘臂為政於世,行雖犬彘,家富勢足,目指氣使,是為賢耳。”針對這樣的現實,貢禹指出:“欲興至治,致太平,宜除贖罪之法。”加強法度,對盤剝苛酷,欺壓百姓的貪官汙吏,要“輒行其誅”。
其次,貢禹以民本理論為武器,對老百姓大饑而死、人至相食而官家“廄馬食粟,苦其太肥”的現實進行了揭露和批判。他說,武帝時“征伐四夷,重賦於民,民產子三歲則出口錢,故民重困,至於生子輒殺”。又“多取好女至數千人,以填後宮。及棄天下,昭帝幼弱,霍光專事,不知禮正,妄多藏金銀財物,鳥獸魚鱉牛馬虎豹獸禽,凡百九十物,盡瘞臧之,又皆以後宮女置於園陵……諸侯妻妾或數百人,豪富吏民畜歌者至數十人,是以內多怨女,外多曠夫。”貢禹認為,自武帝實行多欲政策以來,“後世爭為奢侈,轉轉益甚”。“今大夫潛諸侯,諸侯潛天子,天子過天道……方今齊三服官作工各數千人,一歲費數钜萬。蜀廣漢主金銀器,歲各用五百萬。三工官費五千萬,東西織室亦然。廄馬食粟將萬匹。臣禹嚐從之東宮,見賜杯案,盡文畫銀飾,非當所以賜食臣下也。東宮之費,亦不可勝計。天下之民所為大饑餓死者,是也。今民大饑而死,死又不葬,為犬豕所食。人至相食,而廄馬食粟,苦其大肥,氣勝怒至,乃日步作之”。麵對這樣的殘酷現實,貢禹不免向統治者大聲疾問:“王者受命於天,為民父母,固當若此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