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有紅
俞樾(1821-1907),字蔭甫,號曲園,浙江德清人。道光庚戌進士,保和殿複試時,他以一句“花落春仍在”,深受曾國藩的賞識,旋授翰林院庶吉士,授編修,鹹豐丁巳,因禦史曹登庸彈劾其所出試題割裂經文,遭革職,遂無意仕途,乃一心一意治經。先後至詁經精舍、菱湖龍湖書院、上海詁經精舍、德清清溪書院、長興箬溪書院講學。繆荃孫在《俞先生行狀》中稱讚道:“曲園之學,以高郵王氏為宗,發明故訓,是正文字,而務為廣博,旁及百家,著述閎富,同光之間蔚然為東南大師。”學術上,他勤奮治學,在經學、史學、詩詞、小說、方誌、金石、醫學、子學、小學等諸方麵都取得了重要成就。曾國藩戲稱曰“李少荃(李鴻章)拚命做官,俞蔭甫拚命著書”。他著述極豐,達五百餘卷,堪稱一代儒學宗師,有《群經平議》、《諸子平議》、《古書疑義舉例》、《曲園雜纂》、《俞樓雜纂》、《茶香室叢鈔》、《曲園自述詩》及《右台仙館筆記》、《老圓》、《驪山傳》、《梓童傳》、《七俠五義》(改編本)等等。他的全部著作彙集為《春在堂全書》,凡500卷。本文擬對其漢宋學術觀進行探討,並分析其成因,以求對俞樾的經學研究有一個清晰認識。
一、俞樾的漢宋兼采
俞樾在漢宋關係上,主張調和兩家學術,摒棄門戶之見。但是,他並不是毫無批評精神的學者,例如他對宋儒的空談深惡痛絕,對諸子百家的入世精神也不讚成,他說,“餘以山林之人,當桑榆之景,苟竊宋元之緒論,虛談心性,是欺世也,餘弗為也。苟襲戰國策士之餘習,高語富強,是幹世也,餘又弗為也。故嚐與門下諸子約,惟經史疑義相與商榷,或吟風弄月,抒寫性靈,如是而已。”
清代漢學在經曆了18世紀的鼎盛之後,至晚清時已走向衰落,那種為考據而考據、繁瑣無聊的文字遊戲越來越顯示出其不適應社會發展的特性。俞樾認識到漢學固然有其弊端,卻是治學之門徑,宋學是學術界之主流,其弊端也根深蒂固,因而他能夠基本兼采漢宋之學。俞樾對朱熹等宋儒大家心存敬意,對他們的著作也是視為聖作,“餘亦不敢輒有辯論”,但是俞樾畢竟是漢學家,雖繼承乾嘉漢學的末流,卻也具備漢學家一貫的求真精神和疑古精神。於是,他以訓詁為手段,圍繞朱注《詩》,“列古今之異”,著《詩名物證古》,以補充朱熹注《詩》中遺留的一些名物問題,但卻不敢對朱注《詩》中義理有所評論。一是因為他感覺自己才疏學淺,“《詩》之大義概不之及”。二是也對朱熹的宋學理論有所讚賞,自然不會有所責難。但是他對宋學之末流,“則直斥明心見性為空談,雕蟲小技為浮躁矣”。可見,俞樾對宋學的流弊是有所認識的,要糾正這些流弊,俞樾認為,就要以漢學濟宋學,使宋學實之,所以他認為,在詁精經舍內供奉許(叔重)鄭(康成)兩先師,就是要“使學者知為學之要,在乎研求經義,而不在乎明心見性之空談,月露風雲之浮躁”。可見,俞樾是站在漢學的立場上,通過漢宋學術比較,認識到宋學流於浮躁,而對漢學的章句訓詁之弊無所察覺,這也就決定了他的漢宋兼采隻能是停留在表麵層次上,而無法深入下去。
二、俞樾對宋學心性的探求
探求義理,是宋學之長。俞樾從傳統學者所關注的人性論出發,闡發了他關於人性的看法。理學家稱道孟子的性善論,俞樾並不讚成,他認為荀子的“性惡論”,才符合社會實際。世間不善的人居多,因為人們在孩提時代,就知道親近保護自己的人,“順是以至於長大,於是有同異之見,於是有憎愛之私,而獄訟由此興,兵戎由此起。適足以明性之不善而已矣,安見其為善哉!”雖然他認為人性為“惡”,但他又主張人性要由“惡”轉化為“善”。他認為,人性“惡”是由過分的物欲、貪欲造成的,所以“夫有群師之責者,使人知率性,不如使人知節性也”。如何節製人的本性呢?俞樾認為,一方麵靠封建綱常來約束人們的行為,另一方麵通過向聖人學習,教育人們抑“惡”揚“善”,“故吾屈性而申才,使人知性之不足恃然,故不學者懼矣。使人知性不足恃,而才足恃然,故學者勸矣。”這裏的“才”即“才智”之意,俞樾強調後天學習對改變人性“惡”的意義,這和先秦荀子的人性主張基本是一致的。俞樾認為,人之所以區別於動物,是由於人的才智高於動物,人通過學習聖人,獲得高的才智,就能避免為“惡”。俞樾的人性主張與曾國藩的“複性說”相比,有所不同。曾國藩作為晚清理學的代表,在人性問題上秉承程朱觀點,認為人性有“天命之性”(朱熹稱“義理之性”)和“氣質之性”之分,由於各人先天所稟賦的氣有所不同,清濁不同,厚薄不同,後天有可能被物欲所蒙蔽而變“惡”,因此曾國藩就主張不斷地加強個人道德修養,清除後天形成的種種物欲,以恢複人的善良本性,即仁、義、禮、智、信等。但他們的相同點在於都強調後天的道德修養,節製物欲,力求從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