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有紅
俞樾（1821-1907），字蔭甫，號曲園，浙江德清人。道光庚戌進士，保和殿複試時，他以一句“花落春仍在”，深受曾國藩的賞識，旋授翰林院庶吉士，授編修，鹹豐丁巳，因禦史曹登庸彈劾其所出試題割裂經文，遭革職，遂無意仕途，乃一心一意治經。先後至詁經精舍、菱湖龍湖書院、上海詁經精舍、德清清溪書院、長興箬溪書院講學。繆荃孫在《俞先生行狀》中稱讚道：“曲園之學，以高郵王氏為宗，發明故訓，是正文字，而務為廣博，旁及百家，著述閎富，同光之間蔚然為東南大師。”學術上，他勤奮治學，在經學、史學、詩詞、小說、方誌、金石、醫學、子學、小學等諸方麵都取得了重要成就。曾國藩戲稱曰“李少荃（李鴻章）拚命做官，俞蔭甫拚命著書”。他著述極豐，達五百餘卷，堪稱一代儒學宗師，有《群經平議》、《諸子平議》、《古書疑義舉例》、《曲園雜纂》、《俞樓雜纂》、《茶香室叢鈔》、《曲園自述詩》及《右台仙館筆記》、《老圓》、《驪山傳》、《梓童傳》、《七俠五義》（改編本）等等。他的全部著作彙集為《春在堂全書》，凡500卷。本文擬對其漢宋學術觀進行探討，並分析其成因，以求對俞樾的經學研究有一個清晰認識。
一、俞樾的漢宋兼采
俞樾在漢宋關係上，主張調和兩家學術，摒棄門戶之見。但是，他並不是毫無批評精神的學者，例如他對宋儒的空談深惡痛絕，對諸子百家的入世精神也不讚成，他說，“餘以山林之人，當桑榆之景，苟竊宋元之緒論，虛談心性，是欺世也，餘弗為也。苟襲戰國策士之餘習，高語富強，是幹世也，餘又弗為也。故嚐與門下諸子約，惟經史疑義相與商榷，或吟風弄月，抒寫性靈，如是而已。”
清代漢學在經曆了18世紀的鼎盛之後，至晚清時已走向衰落，那種為考據而考據、繁瑣無聊的文字遊戲越來越顯示出其不適應社會發展的特性。俞樾認識到漢學固然有其弊端，卻是治學之門徑，宋學是學術界之主流，其弊端也根深蒂固，因而他能夠基本兼采漢宋之學。俞樾對朱熹等宋儒大家心存敬意，對他們的著作也是視為聖作，“餘亦不敢輒有辯論”，但是俞樾畢竟是漢學家，雖繼承乾嘉漢學的末流，卻也具備漢學家一貫的求真精神和疑古精神。於是，他以訓詁為手段，圍繞朱注《詩》，“列古今之異”，著《詩名物證古》，以補充朱熹注《詩》中遺留的一些名物問題，但卻不敢對朱注《詩》中義理有所評論。一是因為他感覺自己才疏學淺，“《詩》之大義概不之及”。二是也對朱熹的宋學理論有所讚賞，自然不會有所責難。但是他對宋學之末流，“則直斥明心見性為空談，雕蟲小技為浮躁矣”。可見，俞樾對宋學的流弊是有所認識的，要糾正這些流弊，俞樾認為，就要以漢學濟宋學，使宋學實之，所以他認為，在詁精經舍內供奉許（叔重）鄭（康成）兩先師，就是要“使學者知為學之要，在乎研求經義，而不在乎明心見性之空談，月露風雲之浮躁”。可見，俞樾是站在漢學的立場上，通過漢宋學術比較，認識到宋學流於浮躁，而對漢學的章句訓詁之弊無所察覺，這也就決定了他的漢宋兼采隻能是停留在表麵層次上，而無法深入下去。
二、俞樾對宋學心性的探求
探求義理，是宋學之長。俞樾從傳統學者所關注的人性論出發，闡發了他關於人性的看法。理學家稱道孟子的性善論，俞樾並不讚成，他認為荀子的“性惡論”，才符合社會實際。世間不善的人居多，因為人們在孩提時代，就知道親近保護自己的人，“順是以至於長大，於是有同異之見，於是有憎愛之私，而獄訟由此興，兵戎由此起。適足以明性之不善而已矣，安見其為善哉！”雖然他認為人性為“惡”，但他又主張人性要由“惡”轉化為“善”。他認為，人性“惡”是由過分的物欲、貪欲造成的，所以“夫有群師之責者，使人知率性，不如使人知節性也”。如何節製人的本性呢？俞樾認為，一方麵靠封建綱常來約束人們的行為，另一方麵通過向聖人學習，教育人們抑“惡”揚“善”，“故吾屈性而申才，使人知性之不足恃然，故不學者懼矣。使人知性不足恃，而才足恃然，故學者勸矣。”這裏的“才”即“才智”之意，俞樾強調後天學習對改變人性“惡”的意義，這和先秦荀子的人性主張基本是一致的。俞樾認為，人之所以區別於動物，是由於人的才智高於動物，人通過學習聖人，獲得高的才智，就能避免為“惡”。俞樾的人性主張與曾國藩的“複性說”相比，有所不同。曾國藩作為晚清理學的代表，在人性問題上秉承程朱觀點，認為人性有“天命之性”（朱熹稱“義理之性”）和“氣質之性”之分，由於各人先天所稟賦的氣有所不同，清濁不同，厚薄不同，後天有可能被物欲所蒙蔽而變“惡”，因此曾國藩就主張不斷地加強個人道德修養，清除後天形成的種種物欲，以恢複人的善良本性，即仁、義、禮、智、信等。但他們的相同點在於都強調後天的道德修養，節製物欲，力求從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