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樹彬
今文公羊學乃是清中葉以來以研究《公羊傳》為主而推闡《春秋》微言大義，兼及以公羊大義範圍五經而形成的學術體係。它是晚清時期向新學發展的學術潮流，在戊戌前後流被甚廣。將學術與政治相結合，貫經術政事文章於一，以公羊義例論政，是今文公羊學最明顯的特征，也是清今文經學與西漢今文經學一脈相承的學術精神。
清代今文公羊學包含有兩條路向，其一是偏重考證學的今文學路向，考證性、封閉性、學術性是其主要特征。其二是偏向義理的公羊學，開放性、經世性、講求義理是其顯著特點。換句話說，今文公羊學包括側重學術與政治結合的公羊學與側重考證性質和輯佚性質的今文學。當然涉及到具體的人物描述，一位學者往往可能兼有上述兩種不同的學術性格。
今文公羊學興起於清中葉，即乾嘉考據學鼎盛時期，其開創者莊存與和乾嘉漢學的代表人物戴震是同時代的學者且相互友好，與其奠基者劉逢祿同時代的漢學家有王引之、阮元、陳奐、馬瑞辰等，這說明乾嘉考證學初興之時，今文公羊學正在萌芽，且乾嘉考證學極盛時期，今文公羊學也正在運用考據方法奠定學派基礎。
一、今文公羊學興起的原因
1.“以複古為解放”，受乾嘉考證學的影響
梁啟超說：“（經學）入清代則節節複古，顧炎武、惠士奇輩專提倡注疏學，則複於六朝、唐。自閻若璩攻偽古文《尚書》，後證明作偽者出王肅，學者乃重提南北朝鄭、王公案，絀王申鄭，則複於東漢。乾嘉以來，家家許、鄭，人人賈、馬，東漢學燦然如日中天矣。懸崖轉石，非達於地不止，則兩漢今古文舊案，終必須翻騰一度，勢則然矣。”這一從學術內部的演變加以探索，用來解釋今文公羊學之興起，頗具典範的價值。清末學者文廷式也有所論述，“漢學重考證，考證之學愈古而愈奧，故人惟搜舊，西漢之學盛而東漢之學頓衰。”乾嘉考證學以求真和崇古為理念，當古文經盛行之時，在莊存與前後的一些學者逐漸上溯至更古的西漢今文經學，考證西漢流行的今文經典並發現其中的價值。從這一角度可以說今文公羊學的興起是乾嘉考證學的副產品。此時的今文公羊學者兼具乾嘉專門之學，偏重考據，缺乏義理闡釋。
2.儒學經世傳統的鞭策與指向
儒學本身經世的需求和價值取向向來大過於知識的研索，這是儒學的大傳統。明末清初，學術界在反對王學末流空疏之弊的基礎上形成了經世思潮，但到乾嘉時期，處於長期的康雍乾盛世局麵下，經世思潮逐漸由主流變為伏流，潛藏在乾嘉學術的背後，但絕沒有終結。具有經世取向的今文公羊學就是儒學經世取向在清中葉或乾嘉時期的繼續，也是新開辟的經世路向，畢竟在整個儒學傳統和支持它的社會基礎並未崩潰之前，儒學的經世要求不可能消失。由此繼續，晚清經世思潮可以看作乾嘉時期經世伏流再次變為主流。此外乾嘉考證學派的許多學者也有著豐富的經世思想，如戴震、汪中、淩廷堪、紀昀、章學城、王鳴盛等等。
3.乾嘉考證學尋求義理、補偏救弊的需要
乾嘉考證學鼎盛之時，漢宋對峙更加凸顯，但因尋求義理的內在需要，其中滋長著調融漢宋的潛流。正如朱一新所說，“漢學家瑣碎無心得，高明者亦悟其非，而又炫於時尚，宋儒義理之學，深所諱言。於是求之於漢儒，惟董生之言最精，求之六經，為《春秋》改製之說最易附會。且西漢今文之學久絕，近儒雖多綴輯，而零篇綴簡，無以自張其軍，獨《公羊》全書幸存，《繁露》、《白虎通》諸書又多與何著相出入，其學派甚古，其陳義甚高，足以壓倒東漢以下儒者，遂翻然變計而為此。”此後今文公羊學者日益從今文經中挖掘微言大義，從而落實由考據以求義理的主旨，今文公羊學因之興起，並在晚清經世致用及考證學義理化趨向中發展起來。
4.開創者莊存與家學的理學淵源
明天啟年間，莊氏以理學傳家，常州莊氏第八世進士出身的莊起元，其母死後得皇帝“誥敕”，稱其“女師理學，門風淑順”。從此莊氏形成講求義理的傳統。莊氏第十二世的莊存與自幼秉承庭訓，讀書注重精觀約取。不僅兼采漢宋，而且頗究心於董仲舒的今文經學及理學。事實上，莊存與之所以比當時其他今文學家更有意義，在於其凸顯了今文學的義理色彩，順應了反思考證之弊、兼采義理的需要。
5.乾隆時期維護“大一統”的現實需要
清朝政治結構體現了一種混合原則，即平等的原則與等級的原則、禮儀的原則與種族的原則、郡縣的原則與封建的原則的結合，這樣一個包含不同法律體係、利益原則的政治秩序要求構建相關的成熟的政治合法性，以維護多民族帝國的政治格局和中國政治、經濟和社會生活的多元性的法理與製度。從某種意義上講，早期今文公羊學的興起就是試圖重構多民族王朝的政治合法性基礎。以莊存與、劉逢祿為代表的早期今文公羊學派以一種相對化的夷夏觀重新定義“中國”的概念，一方麵在承認清朝少數民族統治合法性的前提下表達漢族士大夫的平等訴求；另一方麵也在變化的曆史條件下維持儒學的正統地位和普遍意義，重構政治與文化認同的基礎。從莊存與經學的具體內容可以看出，他闡發了適應統治者需要的“微言大義”，目的是宣揚天命，維護帝王權威，尤其是“大一統”思想，而沒有明顯譏諷朝廷、貶斥權奸的意味，這明顯是為了適應乾隆帝統治的需要。
二、今文公羊學發展的分期與思想演變
學術界按照代表人物和治學取向，一般將今文公羊學的發展分為三個階段。
1.前期今文公羊學第一期為莊、劉之時，習慣上稱之為前期今文經學或常州學派。學者總體治學或重公羊之微言大義，或使何（休）著幽而複明。而具體治學取向或特點可以從上述常州學派的興起原因略見大概。
莊存與（1719-1788），清今文公羊學的開創者，莊存與的經學門戶觀念淡薄，不分漢宋，兼治今古。阮元稱其“於六經皆能闡抉奧旨，不專為漢、宋箋注之學，而獨得先聖微言大義於語言文字之外”。莊氏“別擇”儒經的標準不是今古之分，而是有無穩定王朝秩序的微言大義。例如他對《古文尚書》的辯護，認為其中包含古聖治國之道，甚至建議朝廷“重寫二十八篇於學官”，這與後世今文學家的取舍明顯不同，體現了維護學術“大一統”的取向。莊存與經學的重點在《公羊春秋》，目的是像董仲舒那樣闡發《春秋》微言大義，重新彰顯儒學的義理與經世致用精神，以適應現實政治需要。於是莊存與繼董、何之後著《春秋要旨》和《春秋正辭》。前者注重“義例”，總結出22條《春秋》“書法”，闡明“《春秋》非記事之史，不書多於書”，“《春秋》之義，不可書則辟之，不忍書則隱之，不足書則去之，不勝書則省之。”後者分類勾勒《春秋》的微言大義，尤其是“三科”、“九旨”等內容。其中發掘的“至聖之法”包括“建五始”、“宗文王”、“大一統”、“通三統”、“備四時”、“正日月”、“審天命”、“察五行祥異”、“張三統”、“俟後聖”等內容，具體釋讀中著意維護現有的統治秩序和人倫道德。莊存與對經學義理的重視與發揮不為當時漢學家所看重，但適應了嘉道以後經學義理化和實用化潮流，為後來的今文公羊學家繼承和發揚。
孔廣森（1752-1786），先入莊門，後又從學戴震，著《公羊通義》，此書不守公羊家法而為漢學家專門之學，故治今文經學者不宗之。莊述祖（1750-1816），師從莊存與，直接傳衍家學，不僅治公羊，且援之以治《大戴禮記》中的《夏小正》，闡發義例，卓然成家。就學術上說，莊述祖偏重於音韻訓詁，義理闡釋較薄弱，但其剛直不阿的品性和在官場上不願趨承迎逢的氣節提升了莊氏的學術聲望和政治聲望。莊存與的族孫莊有可，著《春秋注解》、《春秋字數義》、《春秋天道義》、《春秋人倫義》等十餘種書，並對《古文尚書》、《詩經》、《周禮》進行考證，於儒經尊今抑古，以考證學進一步加固了今文公羊學的根基。莊存與的孫子莊綬甲承家學，精於文字訓詁，通過博采諸家以考證《公羊傳》，對常州學派的形成起了一定的作用。類似學者還有陳壽祺（完成今文《尚書》的輯佚）、陳喬樅（校訂今文《尚書》，著有《今文尚書經說考》、《尚書歐陽夏侯遺說考》以及關於三家詩學的考證）、馮登府（著《三家詩異文疏證》）、迮鶴壽（著《齊詩翼氏學》）等。以上均是推動常州學派興起的重要學者，但缺乏對公羊大義的闡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