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莊存與之後進一步將今文公羊學之微言大義推向前進的是劉逢祿、宋翔鳳等。
劉逢祿（1776-1829），主要學自莊述祖，論學主家法，乃蘇州惠氏之風；主條例，則徽州戴氏之說；又主微言大義，撥亂反正，則承其外家之傳緒。一般被公認為常州學派的奠基者，而稱其為奠基者主要基於以下三點：第一，劉逢祿運用考證為公羊學對經典的解釋提供了知識基礎。劉逢祿代表性的著作有《春秋公羊何氏釋例》、《公羊春秋何氏解詁箋》等，像外家一樣，重視“春秋大義”，認為“《左氏》詳於事而《春秋》重義不重事，《左氏》不言例而《春秋》有例無違例。”對於《春秋》，他較之莊存與更詳盡的闡釋《春秋》義例，尤其重視闡釋“張三世”、“通三統”、“王魯例”思想。認為趙□崔子方、孔廣森等治《公羊》，“惟無其張三世、通三統之義以貫之，故其例此通而彼礙，左支而右絀”。此外他還撰《議禮決獄》4卷，著意詮釋今文經和史書中的“議禮”內涵，凸顯經學的政治價值。第二，劉逢祿治學彰顯了今、古文經學的對立。他不像外家模糊今、古文，而較專注今文，尤重董仲舒、何休的注解，曾著《左氏春秋考證》，否定《左傳》。第三，劉逢祿與不少一流的考證學者關係密切，使他們對今文經學產生興趣甚至出入今、古文，而且促使阮元輯刻《皇清經解》時，收錄了莊存與的《春秋正辭》、孔廣森的《春秋公羊通義》和他自己的《左氏春秋考證》、《公羊春秋何氏釋例》、《論語述何》等七部今文學著作，極大的提升了今文經學的合法地位，在他的影響下，揚州學者淩曙（1775-1829）撰《春秋繁露注》、陳立撰《公羊義疏》，進一步鞏固今文學陣營。這些顯然有利於常州今文公羊學向全國性學術的轉化。
宋翔鳳（1776-1860），年輕時隨舅父莊述祖習今文經學，認為《左傳》是史書，推崇《公羊傳》，後問學段玉裁而兼通訓詁。其治學並不排斥古文，但重視闡發微言大義。他不僅繼承莊氏今文經學，而且推崇理學，把程、朱與董仲舒並尊。撰《論語說義》、《大學古義說》等，認為《論語》是今文經學，傳孔子之微言大義。《論語》的“不言”就是《春秋》的“不書”，二者均包含為君、為臣之道。宋翔鳳的學術重心在於闡發“四書”的“仁政”、“德治”主旨，體現其經世關懷。
總的來說，早期今文公羊學或常州學派今、古文畛域並不嚴格，多數學者用力於今文經的考證工作上，講求經世致用的色彩還隱而不彰，但是探求儒經的微言大義是其對學術界最主要的貢獻和影響，這種義理傾向適應了嘉道時期學術潮流和社會需要，同時也為今文公羊學的興盛奠定了基礎。
2.中期今文公羊學
第二期為龔、魏之時，乃清代學風轉變之關鍵。這一時期清室逐漸衰微，龔、魏闡揚公羊三世、三統之義，論及時政，強化了今文公羊學意誌主義色彩，最終與實用主義相結合而形成晚清一股強大的政治話語。而且二人信公羊而疑古文，使爾後今古學壁壘漸立。
龔自珍（1792-1841），其學術淵源受段玉裁和阮元的啟迪，注重通經致用，這從其《明良論》和《乙丙之際箸議》可以看出。但鑒於漢宋對峙陷於絕境，對考證學極其不滿，謀求開辟新的學術路徑。一方麵受浙東學派章學誠的影響，主張“六經皆史”，注重學術經世，往往通過學以論政來表達其革除時弊、勵精圖治的主張。另一方麵，試圖尋求新的義理之學而又不重複陳舊的宋學主題，嘉道年間的常州今文公羊學正好為其開拓新的義理空間提供了儒學途徑。龔自珍與常州學派關係甚密，莊綬甲曾設館於龔家，與劉逢祿、宋翔鳳交往甚深，治學常引《公羊》義例批評時政。較之常州學派，龔自珍不僅融論學與議政於一體，而且能打通諸經的微言大義。《春秋決事比》專意闡釋《春秋》中隱諱曲折的重要義理，始終以現實政治為參照，而於“文簡義直，不俟推求而明，不深論”。在三傳之中，以公羊傳為宗。凡建五始、張三世、存三統、異內外、當興王，及別月、日、時，區名、氏、字，純用公羊氏。這部書是龔自珍引以為豪的研究成果，自以為前人所謂非常異議可怪之論與諸多“出沒隱顯若存若亡”之精義，書中都作了周密的解釋與充分的闡揚。《五經大義終始論》及《答問》九篇體現龔自珍在群經研究中的獨特風格。他把五經作為孔子思想的信息載體，反過來又以孔學詮釋經書。認為群經大義有一以貫之的核心（究天人之際），又有脈絡分明的係統（即由“民事”至“天事”的循環往複），進而巧妙地把經書有關觀點語句組織起來論述自己的觀點（如從《五經》中發掘出“三世”包含“八政”的內容），以打通諸經之義理，最終歸宿則在於針對現實政治向清王朝提出政策建議。龔自珍的思想貢獻遠比學術成就重要，為經學義理化的重要步驟，此後學者講求今文經微言大義也逐漸由《公羊傳》擴大到《五經》等。
魏源（1794-1857），受湖湘理學和經世學風的熏陶，治學廣涉經、史、諸子，研習過陽明著作，曾問經學於胡承拱、劉逢祿，並與錢儀吉、陳奐、龔自珍等切磋學問。注重義理與經世致用是其鮮明特色。在漢、宋學陷入絕境之時，魏源轉治今文而闡發義理，著《詩古微》與《書古微》，前者發揮齊、魯、韓三家《詩》之微言大義，補苴其罅漏，張皇其幽渺，以豁除《毛詩》美、刺、正、變之滯例，而揭周公、孔子治禮、正樂之用心於來世也。後者釋《尚書》本義，牽強附會之處雖多，但借以陳述的思想觀點是其價值所在。魏源發掘今文經義理的重點是《公羊傳》“三世”、“三統”說，與龔自珍一樣，均受常州學術影響，並都有所超越。
總之，龔、魏麵對衰世，提出以學術經世，溝通考證與義理，在義理方麵進一步發展常州今文經的微言大義，揭開了晚清經世思潮，成為扭轉學風的關鍵。而且在經世基調上也不同於常州學者，莊存與和劉、宋發掘的微言大義重在彰顯王權的理論依據，尋求維護現有王朝統治秩序的良方，而龔、魏則從“三世”、“三統”說中尋求社會變革的理論，學以論政。此外，與龔、魏處於同時代，還有一些今文公羊學者如陳立（1809-1869）、戴望（1837-1873）、王?運（1832-1916）等，治學偏重於考證性的今文經理路，以家法治公羊，所能接於時政者極其有限，但學術意義不應否定，他們的工作為今文公羊學的壯大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3.後期今文公羊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