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是具有反叛精神的後現代主義者，從社會學角度揭露標榜為價值自由和客觀性的現代科學中的“政治意識形態”本性。福柯在《知識與權力》一書中指出：由於原子物理學家在各種社會政治活動中扮演了越來越關鍵的角色，原子核能威脅到整個人類與世界的命運，因此原子核物理學家的話語就代表著整個世界的聲音。在這一令人可怕的並遍及整個世界的聲音中，原子專家開始在知識的秩序中扮演了至關重要的角色，也就是從這時開始，科學這種知識開始被政治權力包圍，科學不再是科學家認為的那種一般意義上的對自然的認知。也正是在這個層次上，科學家構成了一種政治的權力力量。“這種‘特殊的’知識分子出現了一種完全不同的形象，不是作為法理學家或高貴的人，而是作為被雇用者或專家。我這裏所說的是原子物理學家開始進入曆史的前台”。邁克爾?佛凱爾特（Michel Fou-cault）多元文化論者，如唐娜?哈拉維、桑德拉?哈丁揭露出科學技術與西方殖民地擴張的聯係，正如哈丁所說的那樣：“歐洲殖民地的擴張把世界變為歐洲科學的一個實驗室，而歐洲科學使這種擴張成為可能……研究歐洲科學與歐洲殖民地擴張的關係的曆史，就是探索科學是怎樣擴張自己的利益和力量模式”（Sandra Hard-ing），意大利曆史學家如帕因斯揭露了科學的經驗世界觀與商業資本主義擴張的聯係，提出了“科學帝國主義”的概念，在此基礎上，日本東京大學著名科學史家佐佐木力提出要用中國傳統的“王道文化”來取代西方的“霸道文化”。“強綱領”的科學知識社會學借助於“田野調查”的方法，考察了科學家在廣泛的社會文化背景中是如何“製造”知識，強調科學不是發現，而是“製造”。在這一過程中，他們特別注重政治、經濟權力與各種利益衝突等社會因素的作用。
這方麵，斯蒂文?夏平與西蒙?沙佛的《利維塔與空氣泵：波義耳、霍布斯與實驗生活》一書提供了一個典型的案例。人們普遍認為真正的科學知識應該經受住觀察與實驗的檢驗。那麼從社會學的角度來看，什麼是“理論符合於實驗與觀察”的標準？夏平與沙佛通過分析科學史上的第一場大論戰，英國皇家學會的創始人波義耳與哲學家霍布斯之爭，對這些問題做出了社會學的回答，這是公認的“強綱領”SSK最出色的案例分析。在這本書中，兩位作者借助於在社會學意義上的新的事實、新的信息、新的思想的發現，試圖表明：與把實驗看作是一種認識論標準不同，近代科學從一開始就是一個組織嚴密、高度封閉、對自身特權持高度警惕和對缺乏資格的門外漢持敵視和蔑視態度的自治體。與之類似，20世紀初，斯賓格勒在《西方的沒落》一書中也曾預言：科學以一種循環的方式前進，由研究自然並發明新的理論的浪漫階段，過渡到科學知識逐漸僵化的鞏固階段。斯賓格勒隱含地提出科學的鞏固階段，既是科學的霸權階段，也是科學的沒落階段。當自然科學家用科學分析的思想風格，把“推理和認知”逐漸強加給整個世界，同時把社會科學的“直覺感知習慣”逐出認知世界時，必然會引起人文學者的極大反感。當科學家變得更加傲慢並對其他信仰體係，特別是宗教體係更不相容時，社會就會放棄科學，轉而信奉宗教原教旨主義或其他一些非理性的信仰體係。斯賓格勒並預言到科學的沒落以及非理性思潮的複活將開始於20世紀末，並把時間定在2000年。費耶阿本德從其成名作《反對方法》到《自由社會中的科學》和《告別理性》，再到其自傳《虛度此生》（Killing Time）和遺作《豐富的後果：抽象的神話與存在的豐富性》，其一生都為破除科學理性的“神話”，取消科學的權威地位進行著不懈的鬥爭。瑪麗?赫西指出，科學所要求的地位不過是“一種社會神話”。法國著名科學社會學家拉脫（Bruno Latour）認為，“必須消除科學與小說之間的區別”。正因如此，哈丁主張，今天的科學致命的缺陷是“霸權的意識形態”以及對科學進步的信念，科學已經發展到這樣一個地步，在這裏“需要一場比現代西方文化奠基人能夠想象的更為激烈的思想、道德、社會和政治革命”。這樣才能創造出具有解放意義的後現代科學。
其次是社會學家以人類學方法來消解科學方法、科學內容甚至科學實驗過程的“客觀性”的神秘性。巴恩斯、布魯爾、夏平、馬爾凱與柯林斯等人的著作，更多的不是在研究科學家自身對科學表達或在研究科學的產品，而是在研究科學研究的實踐過程。這種研究方法產生了大量的對科學實踐過程的人類學解釋，如拉脫爾與伍爾伽的《實驗生活》、塞蒂娜的《製造知識》、平奇的《實驗科學中的技藝與人工事實》。這些著作一般都是在分析各種社會因素在科學研究的各方麵所扮演的角色。這些研究的結論是：科學知識並非像科學家所聲稱的那樣，是由自然界所賦予的，或反映的是自然的事實，科學知識是通過科學家之間或科學家與他們的儀器之間的相互作用而製造或建構出來的，這些相互作用是以解釋或架構這些結果的概念工具為中介的。對科學問題解釋，依賴於具體的社會環境，並通過一係列社會過程得以發展。從這種意義上來說，科學的內容純粹是社會建構的產物。每一個新的發現都是一個結果，但它不是評價經驗事實的一套理性規則運用的結果，而是偶然事件的結果。即個別實驗儀器設備的使用、個別材料的偶然使用，以及實驗室中科學家之間，有時是實驗室中的科學家與實驗室外的科學家相互磋商、相互協調的產物。觀察報告不等於觀察，試驗結果不等於試驗。隻是在觀察或實驗成為成果時，科學家才把自己的所編造的故事，說成是真理，強調理性，抹殺掉了導致這種發現的突現性與社會協調性。柯林斯?哈維認定：“在構造科學知識時，自然界隻起很小的作用，甚至根本不起作用。”女性主義不斷地通過破譯科學史與科學內容中的遺傳密碼，以表明近代科學從一開始就充滿了男權主義、權力鬥爭、政治偏見和認識論上的優越性神話。在科學史中，哈丁、凱勒等人認為從培根開始就把科學方法研究自身類比為一個男性對女性的強暴過程，達爾文生物學著作也表現出對女性的極度蔑視。因此，按照哈丁的意見：由於最好的科學活動和對科學活動的哲學思考帶有男性對女性的厭惡，因此，科學，及其曆史與哲學應該被標上X級，因為它包含有明確的和赤裸裸的性。而海莉斯在其著名的《流體力學中的性別編碼》一文中，對流體力學進行解釋學式的詮釋，聲稱這是一個高度性別化了的主題，在其中，正常的進步過程已經受到典型的男性偏見所阻礙。美國著名的生物學和性別研究小組進行了被動的卵子和勇猛的精子的生物學“案例”分析，這種分析現在已經在《新聞周刊》上被作為性別意識形態是如何影響著科學內容的範例來發表。這種批判的情緒的增長，對文藝複興以來以合理性為基礎的科學研究進行了全麵的解構，這種解構深入到科學的內容、基礎與方法，消除了科學家的實驗工作環境的神秘性，使科學的客觀真理性以及科學作為價值自由的科學共同體的神話破滅，挑戰了科學與科學家在社會中的權威。
這些社會學家普遍認為科學“是一種社會建構”，科學是一種“製造”，科學是一種“行動”，科學不具有理性至尊的權威，科學不應具有優越於任何其他文化的文化霸權。
三、世界政治形勢的變化與文化相對主義凸顯
上述所有反科學的思潮被格羅斯與萊維特在《高級迷信：學術上的左派及其與科學之爭》一書中稱為“學術上的左派”，相應的政治傾向被視為學術上的“左派”或“進步”的綱領。在西方，“科學大戰”經常被視為在“進步的”和“保守的”的勢力之間的政治衝突。後現代反科學主義思潮居然與左翼思潮聯係在一起的，這看起來是一種矛盾。因為在過去的兩個世紀以來，左翼思潮一直是在和科學結盟，反對蒙昧主義，堅持理性思想和客觀實在的分析（在自然和社會兩方麵），而且這兩者是反對由強權所提倡的神秘主義的最有力的思想武器。然而在過去20年中，全球的政治變革運動，使大量“進步的”和“左派的”人文和社會科學家，拋棄了文藝複興的思想遺產，投入文化相對主義的懷抱。其中三種政治運動與後現代反科學思潮出現直接相關。
1.新社會運動
20世紀60到70年代，各種新的社會運動的興起―黑人解放運動、女權運動、嬉皮士運動，當然還有席卷全球的學生政治運動，在1968年達到高潮，在美國、巴黎、布拉格，年輕一代受過教育的人對權威的反抗。在嚴格意義上的後現代主義就產生在參與這場運動的法國的年輕學者之中。巴黎學生對政府的攻擊，對作為政府一個部門的大學的攻擊，對資本主義的攻擊，對美國參與越南的戰爭，等等。所有這一切都與後現代結構主義對理性與權威的批判相呼應。這些西方的激進主義運動，是對戰後的富足社會中那種崇尚技術秩序而令人壓抑的一致性的反抗，是對社會與文化生活中的標準化，包括對奠基於工具理性和還原理性上的普遍抽象的思維模式的反叛。60年代的反叛失敗了，但不滿依然存在。這場運動中的某些趨勢後來發展出某些過激的後現代思潮，引起了人們對科學技術價值的懷疑。如美國加州大學貝克萊分校的著名生物學家崗瑟?斯騰特對科學之限度的思索就起源於60年代，部分原因是為了響應柏克萊的“言論自由運動”，因為這一運動向他一向信奉的西方理性主義價值觀、技術進步觀以及文明的其他方麵提出了嚴重的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