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冬梅
20世紀80年代，後現代主義涉獵科學領域後，全球學術界出現了一股強大的反科學思潮。這種思潮主要凸顯在兩個不同的層次，一是批判科學的世界觀與方法論，揭露科學客觀性的“神秘意識形態的麵紗”，解構科學理性和方法。二是利用人類學方法消除科學理論的神秘性，彰顯科學製造過程中的各種社會關係與解釋學的力量。後現代反科學思潮已經廣泛地滲透到科學的哲學、曆史與社會學研究領域，並逐漸占據著主要戰場。同時也引起了社會傳媒的注意，影響著大眾文化。後現代反科學思潮的深層根源在於：現代性的悖論強化了久遠的文化相對論中對理性至尊地位的懷疑，相應的科學作為人類理性至尊的典範和現代性的根基，以及科學在現代社會的物質層麵、心理層麵和社會運動層麵的地位，決定了後現代反科學思潮的緣起。
一、現代性的物質層麵的悖論―技術負效
從當今的商品和市場社會，以及在公眾與私人生活中，仍居統治地位的官僚政治理性的角度來看，我們仍然生活在一個現代性世界中。對世界的數學化即：對思想的確定性、數學的精確性和邏輯的嚴密性的這樣一些理性的追求，推動著科學技術的進步，從而也為人類的物質、政治與經濟的更加解放鋪平了道路。然而，另一方麵，科學的進步也加劇了人類社會的危機，這種危機不僅表現在像納粹德國那樣對科學的濫用上，而且還加深了全球生態的危機。後現代主義者，《社會文本》副主編，普林斯頓大學的社會學教授安德魯?羅斯卻認為政治家與公眾的生態與安全意識的增強，是後現代主義反思科學的前提條件之一，因為所有現代危機都根源於文藝複興以來的傳統的科學世界觀。事實上，作為科學衛士之一的霍爾頓也指出了反科學思潮產生的原因：隨著科學與工程成為現代生活的中心部分，廣泛地關注科學所驅動的技術的真實的或想象的後果就成為反思科學的動機之一。正如羅斯福在其第二次任職美國總統期間給麻省理工學院的院長K?康普頓的信中所表達的那樣：工程師的責任應該包括對社會問題的思考，更完善地適應環境，設計一種機製來消除科學的影響所引起的震驚。而今天的懷疑者走得更遠，害怕技術的裝置一旦使用不當，就可能導致野蠻行為的技術化，或者剝奪這個星球維持生命的能力，這種更深層的憂慮引發了當今的國際生態運動。原子彈試驗中危險的放射性散落；全球的沙漠化的擴大；切爾諾貝利核電站的災難帶來的影響；亞馬遜雨林的大批毀滅的悲劇：臭氧空洞與溫室效應等。而那些提倡新的全球管理的道德觀的生態運動者發現，他們在學術界的科學界和工程師中隻能夠找到少數直言不諱的同盟軍，而在工業界的科學家與工程師當中，這種知音更為稀少時，於是就對科學進行發難。
二、自由主義傳統與科學的“意識形態化”的衝突
從社會心理的層麵來看，後現代思潮對科學的這種特殊的反映，根源於西方社會中根深蒂固的自由主義傳統。西方傳統文化對大規模的、有組織的權威的盛行具有強烈的否定傾向。在文藝複興時，科學作為一種異己的力量，是一種反對宗教權威的力量，是向一切教條挑戰的力量。然而，自從17世紀以來，科學和科學所驅動的技術已經深入到整個權力、生產與信仰之中，並逐漸擁有絕對優先權。從文藝複興以來，形成了一個奠基於理性科學的不可抗拒的世界觀。現代的科學技術與精英利益―霸權主義、跨國公司與狹隘的民族利益的聯盟，與工業主義事業的聯盟，真正實現了知識、理性與權力的結合。這種結合，一方麵使科學技術不自覺地遠離實踐中的民主。另一方麵，使科學技術作為客觀真理的化身成為政治、經濟乃至文化霸權稱雄世界的最有力的辯護。這種內隱和外顯的科學文化的霸權，引起西方社會中其他文化的極大反感。霍爾頓指出：“17世紀的科學家要求人們重視他們，主要根據不是他們能更好地計算行星軌道和炮彈的軌跡。而是他們在取代整個前科學信仰體係方麵的作用。自從那時以來。三個多世紀中，他們已指出了他們的宏偉綱領，要形成一個奠基於理性科學的不可抗拒的、籠罩一切的世界觀。這種專橫的計劃當然引起了西方社會以前的主要文化主宰者的反感，他們一直抗拒要他們靠邊站。”當前的西方學者從不同的視野出發，反對他們所設想的今天科學在我們文化中的霸權，為自己爭取喪失掉的學術權利。首先是具有反叛精神的後現代主義者，從社會學角度揭露標榜為價值自由和客觀性的現代科學中的“政治意識形態”本性。福柯在《知識與權力》一書中指出：由於原子物理學家在各種社會政治活動中扮演了越來越關鍵的角色，原子核能威脅到整個人類與世界的命運，因此原子核物理學家的話語就代表著整個世界的聲音。在這一令人可怕的並遍及整個世界的聲音中，原子專家開始在知識的秩序中扮演了至關重要的角色，也就是從這時開始，科學這種知識開始被政治權力包圍，科學不再是科學家認為的那種一般意義上的對自然的認知。也正是在這個層次上，科學家構成了一種政治的權力力量。“這種‘特殊的’知識分子出現了一種完全不同的形象，不是作為法理學家或高貴的人，而是作為被雇用者或專家。”
我這裏所說的是原子物理學家開始進入曆史的前台。邁克爾?佛凱爾特（Michel Fou-cault）多元文化論者，如唐娜?哈拉維、桑德拉?哈丁揭露出科學技術與西方殖民地擴張的聯係，正如哈丁所說的那樣：“歐洲殖民地的擴張把世界變為歐洲科學的一個實驗室，而歐洲科學使這種擴張成為可能……研究歐洲科學與歐洲殖民地擴張的關係的曆史，就是探索科學是怎樣擴張自己的利益和力量模式”（Sandra Hard-ing），意大利曆史學家如帕因斯揭露了科學的經驗世界觀與商業資本主義擴張的聯係，提出了“科學帝國主義”的概念，在此基礎上，日本東京大學著名科學史家佐佐木力提出要用中國傳統的“王道文化”來取代西方的“霸道文化”。“強綱領”的科學知識社會學借助於“田野調查”的方法，考察了科學家在廣泛的社會文化背景中是如何“製造”知識，強調科學不是發現，而是“製造”。在這一過程中，他們特別注重政治、經濟權力與各種利益衝突等社會因素的作用。這方麵，斯蒂文?夏平與西蒙?沙佛的《利維塔與空氣泵：波義耳、霍布斯與實驗生活》一書提供了一個典型的案例。人們普遍認為真正的科學知識應該經受住觀察與實驗的檢驗。那麼從社會學的角度來看，什麼是“理論符合於實驗與觀察”的標準？夏平與沙佛通過分析科學史上的第一場大論戰，英國皇家學會的創始人波義耳與哲學家霍布斯之爭，對這些問題做出了社會學的回答，這是公認的“強綱領”SSK最出色的案例分析。在這本書中，兩位作者借助於在社會學意義上的新的事實、新的信息、新的思想的發現，試圖表明：與把實驗看作是一種認識論標準不同，近代科學從一開始就是一個組織嚴密、高度封閉、對自身特權持高度警惕和對缺乏資格的門外漢持敵視和蔑視態度的自治體。與之類似，20世紀初，斯賓格勒在《西方的沒落》一書中也曾預言：科學以一種循環的方式前進，由研究自然並發明新的理論的浪漫階段，過渡到科學知識逐漸僵化的鞏固階段。斯賓格勒隱含地提出科學的鞏固階段，既是科學的霸權階段，也是科學的沒落階段。當自然科學家用科學分析的思想風格，把“推理和認知”逐漸強加給整個世界，同時把社會科學的“直覺感知習慣”逐出認知世界時，必然會引起人文學者的極大反感。當科學家變得更加傲慢並對其他信仰體係，特別是宗教體係更不相容時，社會就會放棄科學，轉而信奉宗教原教旨主義或其他一些非理性的信仰體係。斯賓格勒並預言到科學的沒落以及非理性思潮的複活將開始於20世紀末，並把時間定在2000年。費耶阿本德從其成名作《反對方法》到《自由社會中的科學》和《告別理性》，再到其自傳《虛度此生》（Killing Time）和遺作《豐富的後果：抽象的神話與存在的豐富性》，其一生都為破除科學理性的“神話”，取消科學的權威地位進行著不懈的鬥爭。瑪麗?赫西指出，科學所要求的地位不過是“一種社會神話”。法國著名科學社會學家拉脫（Bruno Latour）認為，“必須消除科學與小說之間的區別”。正因如此，哈丁主張，今天的科學致命的缺陷是“霸權的意識形態”以及對科學進步的信念，科學已經發展到這樣一個地步，在這裏“需要一場比現代西方文化奠基人能夠想象的更為激烈的思想、道德、社會和政治革命”。這樣才能創造出具有解放意義的後現代科學。
人文主義學者主要是從兩個不同層次爭奪自己的學術權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