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現代主義史學思想，認為“曆史是西方的神話”，反對自啟蒙運動以來的客觀主義原則、理性和曆史進步的現代性價值觀念。在他們看來，並不存在一個實在的、可知的過去，沒有所謂對曆史的客觀記錄，曆史學家因此不能也並非應該是客觀的，由於曆史學家沒有能力說明過去，因此，曆史學家不可能完成所謂解釋和傳承文化和知識遺產的使命。後現代主義一般都否認曆史著作所談的乃是真實的曆史過去，所有的曆史都被看成是詮釋的，而且從來不是名副其實。曆史沒有現實性。這是因為以下的兩個方麵的原因：
首先，在後現代主義看來，曆史就是一種文本。曆史學家像所有常人一樣不過是無限時間裏的一個瞬間，他們不可能有直接的曆史經驗。所以曆史不過是“純粹的腦力活動”的產物，“過去不是被發現或被找到的，它是以文本的形成被史家製造和表述的”，在海登?懷特看來曆史學既是科學又是藝術，決定曆史解釋的最重要因素是文本中的隱喻及其豐富程度。當曆史學家選擇隱喻形式時，也就對複雜多樣的史料進行了選擇，這些史料以隱喻的方式被組織為一個曆史故事。這樣，海登?懷特通過把史學藝術化而摧毀了史學的客觀主義原則。與此不同，巴爾特則通過話語分析來揭示曆史學家在敘述過程中為何自覺不自覺地展現自己的意圖。他認為，“曆史學家的作用是預斷性的，因為他知道還沒有被講述的東西，所以曆史學家像說神話的人一樣，需要一種雙層時間來把主題時序與報道主題的語言行為的時序編織起來。”這就是說不同曆史故事所占有的篇幅被史家按照事先的觀念被放大或壓縮了。有趣的是，史家總在竭力排除顯示自己的暗示話語，以便使自己的“曆史故事”看起來是客觀的。通過這種幻覺，曆史學家企圖給人以這種印象：“所指物在自言自語”。於是曆史的客觀主義、實證主義成為從令人反感的道德和政治價值中分辨其精華這一重要史家責任的威脅，因此曆史實在論必須從史學中清除出去。
其次，曆史之所以是“虛構物”，是“杜撰”，還因為它屬於意識形態。在後現代主義看來，“不可能寫出沒有任何哲學的或意識形態立場的曆史，唯一的問題是我們是否承認這種立場以及我們的選擇是否有意識地被其所左右。”史家有意無意地受著意識形態的支配，所以曆史不可能是為其自身而存在的，它絕不是一種純粹的實在，神話曆史傳統、巫史、官史做出了有力的佐證：就像罌粟是海洛因的原料，曆史就像是狹隘的民族主義、種族主義或原教旨主義意識形態的原料。在這些意識形態中，過去因其隱約的合理經驗印象而成為曆史塗鴉的最基本的要素。如果沒有合用的過去，他們就捏造過去，曆史因此成為虛構而已。曆史學家有時可笑地在“身份認同政治的激情中”出人意料地扮演了政治演員的角色。後現代主義史學沒去戳破這種曆史笑話，而是把曆史直截了當地看成笑話。他們認為在事實和虛構之間根本沒有分明的界限。所以，“任何曆史寫作都是為特定的人群服務的”，“目前的人們需要先例來定位他們的現在，並使他們當下的和未來的生活方式合法化”。這樣，曆史就成為在特定意識形態支配下的玩偶。
後現代主義反對作為理性主義思維方式基準的決定論，認為曆史是偶然性的。理性主義的崩潰是以包含在時間裏的連續性、決定性和整體性的消解為前提的。後現代主義雖然聲稱反基礎主義、反客觀主義、反對形而上學，可是當他們試圖掀翻現代主義及其理性主義精神實質的高樓大廈時，卻不得不從這個大廈的基礎，即內含著決定性與必然性的時間範疇下手。
後現代主義時間觀是從海德格爾時間觀發軔的。在海德格爾看來，時間是人的直觀形式和直覺體驗，人怎樣存在，時間就怎樣表現出來。因為人有“本真的”和“非本真的”之分，所以時間也有“本真的”和“非本真的”之別。所謂非本真的時間概念，就是認為時間是客觀的、是無限的，是有秩序地流逝著。這是一種“庸俗的對時間的了解”。本真的時間概念是以否認時間的客觀無限性、先後順序性、內在統一性為基本特征的。時間總是流向將來，而將來正是“親在”（人）所煩心的。可見時間是由人所設定的，是和人的主觀性體驗聯係在一起的。曆史也是如此。曆史隻不過是人在“過去”的經曆中發現“自己”，選擇自己未來的可能性活動而已，曆史及其客觀規律性是根本不存在的。受此啟發，德裏達等後現代主義者向理性時間發起了猛烈攻擊。時間被認為是無政府主義的、不連貫的，非線性的。時間是無法控製的，也無法以確定的方式置於話語中或討論中。他們反對把時間作編年的或線性的理解。線性時間被看作是理性的、科學的、秩序性的主觀思想工具。所以，時間是非決定性的。就這樣，在把作為時間應有之意的秩序性、必然性、決定性祛除以後，曆史學家終於得到“救贖”，“在此意義上說，我們完全可以‘隨心所欲’地闡釋過去。”
為了徹底與現代性決裂，後現代主義還要從根本上否定與決定論相關的另一個重要概念，這就是現代性的空間概念，這樣就會使得所有的思想追溯和預測都成癡人說夢。後現代主義提出“超空間”的觀念，它超越了“個別的人的肉體放置其自身位置，從知覺上組織它的直接的周圍環境以及從認知上在一個可繪製的外在世界裏繪製出自身的位置等的各種能力”。在此，人們不會也不能用傳統坐標對事物的靜態地理位置和活動軌跡作出客觀的共識性的描述，我們無法說“那是什麼”，也無法說“那將是什麼”，而且還認為別人也會如此這般地加以認知。後現代的超空間談論“事物的解體”，認為每天都有出乎意料的事物發生，到處充斥著不確定性和偶然性。我們喪失了“把我們自己安置在這個空間之內並且從認知上將它繪製出來”的能力。
沒有了現代性的時間和空間，就沒有確定的開端，因此立誌於追憶本溯源的史學便失卻意義：沒有了現代性的時間和空間，就沒有確定的過程，所以委托於知古鑒今的史學無異於弘道之文學。所以，曆史是西方的神話，曆史不過是西方現代性神話。
當曆史現象和規律，連同時間與地理空間被作為與主觀、主體相對立的二元結構被消解後，後現代主義進一步考察曆史真理問題了。這裏有兩條道路可走：一條是雖然不把曆史認知看作是對曆史現象的反映，但仍然堅持曆史認知屬於客觀知識，把曆史認知看成是某種先驗範式的演繹。而這正是現代理性主義的思想基礎，也正是後現代主義所要竭力否定的，因為那先驗範疇仍然保留了某種客觀性要素，仍然包含著決定論骨架。另一條思路是不僅僅在現象領域內，而且在主體領域內把所有客觀主義、基礎主義、決定論的等現代性因素徹底閹割。顯然這條道路正是後現代主義者所樂意接受的。後現代主義試圖掙脫一切客觀主義根基對自己的羈勒。曆史認知將因此而走向相對主義，曆史知識和真理也必將失去客觀標準。真理或者是沒有意義的，真理就是失真的修辭形式；或者是武斷的，就是宣傳形式。
首先，後現代主義者把真理同意識形態聯係在一起，認為真理是服務於特權者的，所以真理並不配享現代性所賦予的崇高地位。福柯說：“我們屈從於經由權力的真理的再生產，除了通過真理的生產以外我們無法行使權力。”像尼采一樣，福柯認為真理與意識形態之間並沒有實質的區別。真理就是強權，強權就是真理。真理不僅僅是齷齪不堪的，而且是恃強淩弱的。按照後現代主義的平麵理論，如果沒有中心和邊緣之分，那麼就不存在強者與弱者的優劣之別，也就不存在他們各自論點的真謬之分。真理和謬誤於是被相對主義消融了，真理因此隻不過是一種屈服的奴性意識而已。隨後，有後現代主義者自信地宣稱；“在權力和後現代主義對曆史批評的影響下，越來越多的史家正在放棄對真理的追求，對客觀性的信仰和用科學方法認識過去的追求。”
其次，後現代主義不僅通過語言哲學否定曆史現象的客觀性，還通過語言哲學來表達對真理的破壞性懷疑，真理被看作是“話語的效果”，是“我們心甘情願地接受語言的引誘的產物”。後現代主義者把索緒爾語言符號是任意的觀點繼續推向偏激，不僅語言，連同文化、實踐方式、主體性以及社會曆史本身都是約定的。語言無法擔保真理。語言有自己的意誌和權力，它總是帶有主觀和個體因素。所以，書寫的曆史就不是對於曆史現象的如實反映，現代性對於曆史真相的探索是不可能的。這樣，“不存在獨立於話語的、先驗的規則（真理）……我們稱之為精神或理性的東西隻不過是話語的一個效果而已”。這樣，後現代主義就在反表象主義和語言學相對主義的批判中消解了曆史真理的可能性。
三、後現代主義曆史哲學的價值和命運
在後現代主義對傳統理性主義史學發動的戰爭中，史家最初深切地體驗到了這種“對曆史學的謀殺”的洶洶來勢。甚至“疑惑曆史可能正朝向一個變得會滅絕的學科的路上走”，艾爾頓向年輕的曆史學家發出預警，要他們抵禦“來自德裏達和福柯前額的致癌物質”，他們甚至迫不及待地武斷地要把哲學家從曆史研究領域中轟走，認為隻有史家才有談論曆史的資格。但是人類理性洪流不會對自己所發動的這個漩渦大驚小怪，它自然懂得這漩渦的曆史邏輯價值。黑格爾曾經賦予思想理性以生命，按照這種曆史邏輯的生命律動，後現代性是現代性的對揚與反動，並在這種衝動中體現出自身的合理性。於是我們現在洞悉到，後現代主義過去數十年的否定式自命不凡，其實也在不自覺地嘲諷著其自身。也洞悉到，我們最好向它們學習在精神激情的熾熱背後所掩藏的社會和曆史責任，否則史學很難徹底告別事實上我們常常麵臨的曲學阿世的危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