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上述合理性問題之爭而外，哲學家與社會學家之爭還體現在分界問題上。在科學哲學發展中，拉卡托斯的文章把描述與規範之間的差別賦予了內部主義與外部主義的分界。傳統上，內部主義的核心觀點仍然強烈拒絕在知識研究中的社會學的介入。語境中的二分法，證明的語境與發現的語境之分一直是傳統科學哲學中占統治地位的原則之一。哲學家開始把科學事業分割為不同的活動，發現的活動與評價科學結果的活動，隻有後者才與哲學有關。也就是說，產生科學知識的過程是與為這些結果辯護的過程無關的。這種劃分拒絕哲學進入真實的科學過程的研究。傳統的科學哲學是“沒有認識主體”的認識論，這是哲學家所依賴的認識論基礎，布魯爾稱之為“個體主義的經驗論”，巴恩斯稱之為的“個體主義的理性主義”。
對這種證明的語境與發現的語境的兩分法的拒絕，導致了強綱領SSK的自然化（natura lization）趨勢。布魯爾說，“社會學家所關注的是包括科學知識在內的，純粹作為一種自然現象而存在的知識。”布魯爾把社會學因素解釋為“因果性解釋”，而把傳統科學哲學中的“理性與經驗證據因素”稱為“目的論解釋”。傳統科學哲學開始於基礎主義與規範主義，目的是製造一個明確的分界，使認知過程成為柏拉圖―波普爾“世界三”的組成部分，其規範、原則及真理存在於第三世界之中，隨後的自然化把認知過程強加在自然界上，把其規範強加在真實的科學實踐之上。而社會建構主義關注的是科學家在實驗室中的實驗，實驗過程中的話語分析，科學史上重大爭論的案例，從社會學角度，對科學內容進行自然主義分析。布魯爾在《知識和社會意象》一書中，概括出社會建構主義的研究內容：“首先，人們一直在對各種群體的總體性社會結構和這些群體所讚同的宇宙觀之一般形式的聯係進行種種研究……其次，人們一直對經濟發展、技術發展以及工業社會發展與科學理論的內容的種種聯係，進行追根溯源式的研究……第三，有許多證據表明，文化所具有的那些通常被人們視為非科學的特征，不僅對人們創造各種科學理論和發現過程產生重大的影響，而且也對人們評價這些理論和發現過程產生了重大的影響……第四，人們正在越來越多地把訓練過程和社會化過程在科學行為中所具有的重要性記錄下來。”因此，在SSK看來，元科學問題產生於知識結果之前的知識製造的過程，而不是作為結果的科學理論。強綱領SSK更感興趣的是分析科學家是如何在實際過程中製造科學知識與產生文獻的過程：如他們在什麼時代介入爭論，怎樣達到一致的結論。什麼時候把他們有關自然的斷言與有關社會的斷言聯係在一起。因此，SSK聲稱最主要的就是考察科學的真實實踐過程，就是從科學的最終產品轉向它們的製造過程，按照強綱領SSK，這是相當重要的。一旦科學的產品（實驗的事實，爭議的結果，科學的論文）被發表，它們就是我們所知道的東西。這一過程，動因與來源對我們來說就是不可見的，科學就成為一個黑箱，其製造過程的豐富性就會被掩蓋起來，這就是人們在傳統上為什麼一直認為科學結果是產生於自然，與自然之外的事物無關的原因。基於這一原因，強綱領SSK強調應該給予在行動中的科學而不是其結果以優先權。這樣，隨著科學社會學的自然化趨勢的出現，真實的、曆史的、實際的科學情境現在被認為不僅是相關的，而且還是被考慮為科學實踐過程的最重要的因素。的確，在這一方麵，強綱領SSK打開了一個至今被忽視了的一係列新問題的大門。
三、從曆史主義到社會建構主義
庫恩的學生，日本著名的科學史家佐佐木力認為柯依列是理智史曆史學家的代表，庫恩則可被稱為作為社會文化史的科學史模式的倡導者。在20世紀80年代以前，科學史主要是觀念的科學史。從庫恩的《科學革命的結構》之後，科學史的研究主要是從社會和文化的曆史的模式中去理解科學史。因此，巴恩斯是這樣評論庫恩的：“近年來的曆史研究，尤其是庫恩的工作，有效地粉碎了這些信念（指科學哲學家對事實/理論的區分）。這些研究表明，科學史基本理論的轉換是用依賴於語境的推理和評價標準來預言的，並對不斷增長著的關於實在之知識的理性回應。”
庫恩在1988年夏召開的以“解釋與人文科學”為主題的會議上宣讀了《自然與人文科學》一文。這是一篇重要的論文，在這篇文章中，他堅持認為自然科學，例如天文學，與人文科學一樣，都依賴於他們從事研究工作所依附的範式。他總結道：“因此，讓我為關於這一不同劃界方法的許多嚐試性評論的有關見解下一結論。迄今為止，我仍認為任何階段的自然科學都基於一套概念體係，這些概念是現代的研究者從他們直接的祖先那裏繼承下來的。那套概念體係是曆史的產物，根植於文化，現在的研究者通過訓練而入門，並且隻有通過曆史學家和人類學家用來理解其他思維模式的解釋學方法才能被非成員所理解。有時，我稱它為特定階段科學的解釋學基礎，你可能注意到在其中一種意義上，它與我曾稱作範式的東西十分相似。”這是一個十分重要的陳述。“範式”在這裏被重新解釋為解釋學基礎。在庫恩看來，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一樣，也是有著解釋學基礎的理智的事業。對庫恩來說，自然科學有一個範式或解釋學基礎，除在科學革命時期外，這一範式或解釋學基礎很少變化。隨著庫恩的觀點，科學成為一種具有重要的文化維度的理智的事業。也就是說，庫恩認為無論是自然科學，還是社會科學，其有效性在本質上都是文化的。正如基西爾所指出的那樣：“庫恩的著作促使大陸的哲學家提出了自然科學解釋學這一看上去很龐大的混合體，這是一種嫁接，一種在‘硬（自然）科學’和‘軟（人文）科學’這兩種不同的文化的神聖分界上所做的跨越。”
在範式中，庫恩強調一組與傳統科學哲學相當不同的問題，包括科學中的實踐、權威在範式中的地位、論戰的本性與科學共同體的定義。一個範式的確立表明一種常規科學的出現，庫恩由於其在“範式”概念的含糊性受到了廣泛的批評。在其著作的第二版中，庫恩自己區分了兩種不同的範式。指：“一個特定的共同體成員所共有的信念、價值、技術等構成的整體”（庫恩稱之為社會學意義上的）。第二種是指：“具體的謎題解答：把它們當作模型或範例，可以取代作為明確的規則以作為常規科學其他謎題解答的基礎”。社會建構主義綜合了這兩個含義。布魯爾與巴恩斯把範式看作是一個具體的範例（一個解決問題的模式）。如果範式被視為一個模式，那麼科學就被視為由於公認範式所控製的解題實踐，而不是某些理論結構的邏輯演繹出的結果。在理論中，與其說是範式保證了演繹過程的出現，不如說是一個範式構成了一個模式或模型。正如庫恩說：“它們所共有的東西並不是說，它們符合某一組明顯的或甚至完全可發現的規則和假定……相反地，它們可以通過相似和通過模擬科學整體的這一部分或那一部分聯係起來，這個科學整體就是從事研究的共同體認作是已確立了的成就。”在這一定義中，我們知道應用範例的過程中產生出一組技巧，這組技巧，在其範式的擴展中，證明對解決問題是恰當的。一個範式自身並沒有特殊化為一組理論假設或方法論保證，它並不是通過從前提出發的邏輯演繹推出，而是範例被作為一個解決問題的模式來學習的，被應用到類似情形下的類比而獲得的。庫恩采用短語“默會知識”（Tacit Knowledge），一個來自波蘭尼的術語，來描述科學家在特殊範式中進行訓練解題的那種實質上無法言說的技巧的把握過程。對布魯爾與巴恩斯來說，這種學習過程使得科學更像是一個文化過程，作為某種技藝，科學看來更加顯示出通過某種自然主義的途徑來理解其建構，那麼合理的解釋是認為科學信念是教育製度與特殊共同體的約定所維持的權威的諄諄教誨。巴恩斯說“學習一個範例就是服從於一個權威，範式，科學文化的核心就像一般文化被改變和維持，科學家接受它們與忠誠它們是訓練與社會化過程的一個結果，忠誠是通過一個發展了的社會控製來得到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