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本體論的角度來看，後SSK打破研究諸如主體/客體、自然/社會之間的根本界線。對稱性的對待自然與社會，把主體、客體、自然、社會視為各種行動者，與各種物質儀器（也為行動者）一起，在實踐中共同博弈性地建構了科學。這就是拉圖爾的廣義對稱性原則，它取代了社會建構主義的真與假的對稱性原則。拉圖爾認為這是自康德以來的最重要的哲學進步。林奇用“實驗實踐”設計了這種在實踐製造或社會製造的實驗中的活動。拉圖爾用“聯盟”、“共同結果”、“行動者”、“網絡”描述了這種物與人的相互作用。在行動者網絡理論之中，拉圖爾試圖模糊社會與自然、社會與技術之間的差異，因為一種網絡是由不同的行動者與它們的相互作用所構成的。結果微生物可視為一種新的社會行動者，扇貝可被理解為帶有目標的行動者。而皮克林則用“衝撞”一詞來描述實踐過程中各種各樣的異質性要素之間的辯證的博弈過程。在這種本體論中，自然（如微生物）、儀器與技術都被視為製造知識的致因，具有與科學家同等的建構能力，最終的科學理論就是所有這些力量的博弈結果。
從認識論的角度來看，後SSK關注可見的東西：試圖把科學理解為一種實踐過程，是各種異質文化因素的建構。不像SSK，它並不會去獲取表象後麵隱藏的秩序，而是尋求可見的科學文化的多樣性構成的一種“內在的動態發展”空間，這種空間中並不存在著什麼隱藏的秩序。如果關注可見的因素，暗示所感興趣的是在實驗室之中與實驗室之外的所有可見的文化因素的相互作用，這會導致人們走向技術、社會與工業生產領域（因此，“科學的社會與文化研究”就變成“科學與技術的社會與文化研究”STS）。伊恩?哈金，他的《表征與幹預》一書是聚焦科學哲學向實踐問題轉向，強調科學既是做（幹預），又是知（表征）的標誌性著作，這種幹預包括：儀器的建造，試驗的計劃、運行和解釋，理論的說明以及與實驗室管理部門、出版部門、基金提供部門的談判等。在可見的領域中，人們能夠發現社會與文化因素、關係與相互作用的驚人的多樣性，為真正的社會學研究打開了一個空間。這裏，一個關鍵的經驗問題是作為發現的隱藏著的社會因素是不穩定的，它不能作為某種能夠解釋其他事件的單一持久的力量發揮作用，它本身在與其他層次的科學與技術文化因素―物質的、概念的或其他任何因素―的相互作用的過程中，不斷地變化、進化與生成著。
皮克林指出：上述工作“促使我們刪除SSK中的K和第一個S，因為，新的科學圖景中的主題是實踐不是知識，因為在理解科學實踐和科學文化中無須指定社會性因素具有致因優勢。”也就是說，SSK研究的社會維度已經消亡。
後SSK研究中，較為成熟的有三個學派，科學的常人方法論研究、行動者網絡理論與“衝撞理論”。常人方法論研究產生於伽芬克爾在20世紀60年代對“科學的”社會學的一種激烈的批判。其立場是明確反對通常隱藏的社會學變量，反對把行動者描述為一個“文化傀儡”。林奇關注在科學中采用的可見圖像，通過它們來表明科學家是如何進行知識生產的。科學的常人方法論研究還關注人類的行動者如何共同地維持一種基於意義的社會秩序（而不是把社會秩序視為先於人類活動而存在的東西）。作為對科學的社會與文化研究的擴展，它考察在實驗室中社會秩序與自然秩序是如何被維持。常人方法論對科學實踐進行了非常詳細的經驗解釋，然而，由於其關注的焦點不是傳統的科學哲學或社會研究中某些中心的問題，如實在論與反實在論，因此，它在後SSK研究中引起的反響並不大。與常人方法論研究不同，“行動者網絡理論”與“衝撞理論”關注像實在論與客觀性之類的哲學主題，兩者提倡一種經驗研究來挑戰二元論的哲學，傾向於從本體論的角度來理解科學實踐。它們把對科學的研究放在一種真實的與操作的平台上，放在正在發生的實踐過程中。但行動者網絡理論關注的中心還是表征，它對人類與非人類的討論受到了符號學的語言的歪曲。在《我們從來沒有現代過》中，拉圖爾基本上把現代性描述為一種心靈的符號狀態，因此，拉圖爾繼續在STS中保持表征主義的語言。而皮克林的衝撞理論則基於對科學的操作性語言描述，將科學實踐描述為一種異質性力量（agency）的阻抗與適應的辯證史，強調科學實踐中機器、思想與社會關係所有要素交織在一起，突現式耦合，共同進化：另一個差異是皮克林把不可逆的時間緯度置於實踐中的顯著位置，克服了拉圖爾的行動者網絡描述中行動者，人類，非人類或雜質體相互作用、生成、擴展中對時間維向的忽視，這種忽視的結果是使科學失去了方向。不可逆的時間維度貫穿異質性要素突現耦合的科學實踐過程，蘊含著科學實踐的曆史演化的強勢積累效應，這種效應在使科學持有開放性的同時，保持了科學的固有特性和方向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