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冬梅
一、知識的社會建構
科學的社會建構理論始終認為其尊重和維護科學。愛丁堡學派的創始人、“強綱領”的倡導者大衛?布魯爾非常嚴肅地強調：“我們的研究對象是科學和科學知識。那麼究竟應該如何研究和分析這樣的知識呢？我們的回答是：用科學本身的方法分析和研究科學和科學知識……我們所做的一切絕不意味著批判和反對科學。用科學的方法分析科學知識，恰恰是對科學的崇尚，而不是對科學的詆毀和否定。”科學的社會建構理論崇尚科學的方法和路徑就是用自然主義和經驗主義的研究方法對科學知識進行實證性的社會研究，並以此昭示“真實的科學”的麵目。
科學的社會建構的學術努力，在兩個方麵最為有效地挑戰了傳統的科學哲學與科學社會學。
第一，科學社會建構理論的革命性首先體現在研究內容上。它突破了“科學知識內容”不容、也無須社會學染指的禁區。非但如此，科學的社會建構理論還用社會性因素解釋所有的科學要素，“科學知識社會學（SSK）研究的最大的成就，就是把科學的人類和社會的維度置於首要位置。我們可以這樣認為，SSK使科學中的人類力量主體化。認為科學知識的生產、評價和使用，受製於人類力量的約束和利益”，進一步，他們明確地宣稱：“科學是一種解釋性的事業，在科學研究的過程中，自然世界的性質是社會地建構起來的”，基於這樣的對科學的解讀，“科學研究”（Science Studies）展現了“科學知識製造的偶然性、非正式性、情境性”。
第二，科學知識社會學（SSK）對傳統科學社會學和科學哲學的強大的衝擊力度還在於其強調並付諸實踐的自然主義和經驗主義的研究方法，這種研究方法直接針對邏輯實證主義科學哲學及默頓式的體製科學社會學以及與之相對應的認識論的規範性質和超驗特性。在科學的知識社會學看來，規範的科學社會學及與其相一致的科學哲學中所表述的科學僅僅是一種事先的理想“設定”和好的“安排”，這種設定和安排都基於一個超驗的前提，即科學=實證自然科學=客觀性=真理性=理性=進步性。認為這種“設定”和“安排”人為地構造了科學文化與其他文化，科學知識與其他知識的不對稱性，帶有極強的強製性和虛假性。科學知識社會學聲稱自己就是要用自然主義而非規範主義、經驗主義而非邏輯主義的方法完全描述性地展現和說明科學，繼而揭示什麼是“真實的科學”。“強綱領”科學知識社會學的四原則，尤其突出的是其中的“公正性”和“對稱性”原則，目的就是要“對科學知識提供一種恰切的、自然主義的描述”。
然而，科學的社會建構理論何以以“崇尚科學”為出發點，最終成為“走向瘋狂的解構的一種典範”（Kuhn），並招致“反科學”的罵名？一句話，科學的社會建構理論何以陷入“自身反叛自己”的理論困境，其出路何在？科學知識社會學的“強綱領”研究道路，在方法論上遭遇到“反身性難題”，即：在“反身性”原則約束下的“對稱性”與“公正性”原則，如何保證“強綱領”科學知識社會學本身對科學所做的說明的合法性？同時，“強綱領”科學知識社會學的所有學術努力，就是通過對真實科學的研究，瓦解傳統科學的自然實在論基礎，繼而瓦解科學理性和科學真理，最終瓦解科學的文化霸權。但是，用“社會利益”要素全方位地解釋和說明科學實踐，最終的走向竟是用對科學的“社會實在”解釋取代了對科學的“自然實在”解釋，在一定意義上從科學的“自然決定論”，走向科學的“社會決定論”，使得自身和自身的批判對象“兩極相通”，於是，在麵對“反身性難題”（reflexi vity puzzle）的同時，又陷入“方法論恐懼”（methodo logical horror），即：對科學實踐中單一的、持續不變的、至上性的利益要素的強調，使自身走向自身的反麵，以己之矛，攻己之盾，暴露出“科學的社會建構”綱領的二元矛盾。
從本體論的角度來看，社會建構主義還沒有擺脫由康德開始的自然與社會的兩分的界線，“在一般意義上，這種思維方式是現代思想的核心”。自近代科學革命以來，科學哲學家與科學社會學家幾乎都毫無疑問地以這條界線作為自己工作的出發點。科學哲學家一直以自然一極作為其認識論基礎，在其中物自體被留給它們自己，沒有主動性，被各式各樣強加在它們身上的模式或範疇所塑造。這種路徑的唯一的任務就是確保我們知識的超驗的非人類特征，以避免唯心主義的譴責。而社會建構主義走向了另一個極端，把科學視為一種以人類為中心的事業。布魯爾在《知識與社會意象》中用塗爾幹的社會結構（利益）來取代康德的自我，要求用同樣的社會學術語來對稱性地解釋科學的成功與失敗。這無疑是一個重要的進步。然而，對稱性原則的這種成功偽裝了布魯爾論點中的不對稱性，即社會應該被用來解釋自然，結果，社會建構主義開始從自然極轉向了社會極，從而在一定意義上成為20世紀末的“科學大戰”的理論導索。
從認識論的角度來看，SSK認為由於任何研究現象領域都是易變、複雜與混亂的，社會科學家，就像自然科學家一樣，就是透過混亂與易變的表麵，去揭示背後的隱藏秩序。遵循著這種思想線索，社會學家的任務就變成如何超越表象去揭示現象的本質，因此，SSK追隨著塗爾幹的理論，突出了實驗室的豐富的混亂現象中的兩個組成部分。一部分是可見的：知識，在這方麵，SSK是一種認識論的綱領，繼承了知識的哲學傳統。另一部分是社會，社會被理解為隱藏的秩序，如利益、結構、習俗或其他類似的東西。同時SSK認為社會是某些先驗的東西，能夠決定尚存疑問的知識。SSK尋求隱藏秩序的動機並沒有擺脫歐洲啟蒙運動思想的影響。幾個世紀以來，揭示隱藏真理的做法一直是西方科學的標誌。因此，像傳統的科學哲學家追求永恒性、抽象性一樣，SSK關注的不是直接可見的社會因素，而是試圖挖掘隱藏的社會結構，並沒有擺脫其批判所指的知識論傳統。
二、科學的實踐建構
在20世紀80年代晚期，情況開始發生變化。SSK內部出現了新的研究方向，進入了後SSK的研究，其最為突出的特點是轉向“科學實踐”的分析。首先出現在歐洲大陸，一個關鍵性的標誌就是布魯諾?拉圖爾（Bruno Latour）和斯蒂文?伍爾伽（Steve Woolgar）的《實驗室生活》。這項研究所具有的田野調查方法出自於法國的學者，他們與SSK並沒有明顯的親緣關係。隨後，拉圖爾與邁克爾?卡倫（Micheal Callon）提出了科學的文化研究的“行動者網絡”理論，這個理論奠定了巴黎學派的基礎。另一部實驗室生活的研究著作是《知識製造》（1981），獨立地出自於另外的一個歐洲大陸國家的作者：卡林?諾爾―塞蒂娜（Karin Knorr-Cetina）。在英國愛丁堡的皮克林（Pickering）發表了其博士論文《建構誇克》，突出了科學實驗中儀器的意義。馬爾凱和奈傑爾?吉爾伯特（Nigel Gilbert）進入“反身性”和“新文學形式”研究，這些研究使SSK返回到對自身的研究。與此同時，在美國，哈羅德?伽芬克爾（Harold Garfinkel）、邁克爾?林奇（Michael Lynch）和埃裏克?利文斯通（Eric Livingston）把他們獨具特色的方法論研究與實驗室生活研究聯係起來。科學哲學家伊恩?哈金（Ian Hacking）、南希?卡特賴特（Nancy Cartwright）、亞瑟?範（Arthur Fine）則在他們自身的領域內發展了一種經驗性研究方向。特裏蒙特（Tremont）研究小組則發展出他們針對科學文化研究的實用主義和符號交互主義的觀點：莎倫?特位維克（Sharon Traweek）則在斯坦福線性加速器中心對粒子物理學家進行了人類學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