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冬梅 蔡仲
興起於20世紀70年代的科學知識社會學（SSK）的成果累累，其對傳統科學哲學和科學社會學激烈的挑戰已經成為不爭的事實，在將近30年中，它替代傳統科學哲學和科學社會學，占據科學研究的主戰場。其中，這種成果累累與挑戰力度更多地來自於以“強綱領”為核心綱領的科學的社會建構理論以及隨後的“泛建構論”的相關拓展。然而，以“強綱領”為核心的科學知識社會學，圍繞單一的“社會利益”進行的對科學的全方位說明，其最終的理論結果是用“社會實在論”取代了“自然實在論”，落得個實在論“兩極相通”，成為後實證科學哲學的批判對象。科學的社會建構理論何以以“崇尚科學”為出發點，最終成為“走向瘋狂的解構的一種典範”（Kuhn，2000），並招致“反科學”的罵名？一句話，科學的社會建構理論何以陷入“以己之矛，攻己之盾”的理論困境，其出路何在？
導致科學社會建構的理論困境的核心問題在於：科學的社會建構理論與自身的批判對象處在同一科學描述語言框架中，那就是二者共享著同樣的表征主義的科學觀。從對科學的表征性語言描述，轉向對科學的操作性語言描述是走出科學的社會建構的理論困境並光大其理論成就的有效路徑。
一、科學社會建構理論學術努力及核心結果
科學的社會建構理論始終認為其尊重和維護科學。愛丁堡學派的創始人、“強綱領”的提出者大衛?布魯爾非常嚴肅地強調：“我們的研究對象是科學和科學知識。那麼究竟應該如何研究和分析這樣的知識呢？我們的回答是：用科學本身的方法分析和研究科學和科學知。我們所做的一切絕不意味著批判和反對科學。用科學的方法分析科學知識，恰恰是對科學的崇尚，而不是對科學的詆毀和否定。”科學的社會建構理論崇尚科學的方法和路徑就是用自然主義和經驗主義的研究方法對科學進行實證性的社會學研究，並以此昭示“真實的科學”的麵目。
科學的社會建構的學術努力，在兩個方麵最為有效地挑戰了傳統的科學哲學與科學社會學。第一，科學社會建構理論的革命性首先體現在研究內容上。它突破了“科學知識內容”不容、也無須社會學染指的禁區。非但如此，科學的社會建構理論還用社會性因素解釋所有的科學要素，“科學知識社會學（SSK）研究的最大的成就，就是把科學的人類和社會的維度置於首要位置。我們可以這樣認為，SSK使科學中的人類力量主題化。認為科學知識的生產、評價和使用，受製於人類力量的約束和利益”，進一步，他們明確地宣稱：“科學是一種解釋性的事業，在科學研究的過程中，自然世界的性質是社會地建構起來的”，基於這樣的對科學的解讀，“科學研究”（Science Studies）展現了“科學知識製造的偶然性、非正式性、情境性”。第二，科學知識社會學（SSK）對傳統科學社會學和科學哲學的強大的衝擊力度還在於其強調並付諸實踐的自然主義和經驗主義的研究方法，這種研究方法直接針對其所認為的默頓式的科學社會學以及邏輯實證主義科學哲學及認識論的規範性質和超驗特性。在科學知識社會學看來，規範的科學社會學及與其相一致的科學哲學中所表述的科學僅僅是一種事先的理想“設定”和好的“安排”，這種設定和安排都基於一個超驗的前提，即科學：實證自然科學=客觀性=真理性=理性=進步性。認為這種“設定”和“安排”人為地構造了科學文化與其他文化，科學知識與其他知識的不對稱性，帶有極強的強製性和虛假性。科學知識社會學聲稱自己就是要用自然主義而非規範主義、經驗主義而非邏輯主義的方法完全描述性地展現和說明科學，繼而揭示什麼是“真實的科學”。“強綱領”科學知識社會學的四原則，尤其突出的是其中的“公正性”和“對稱性”原則，目的就是要“對科學知識提供一種恰切的、自然主義的描述”。
可以認為，科學社會建構理論的上述兩方麵學術努力進行的是一種科學知識社會學“是否可能”以及“如何可能”的理論建構，其幾十年的理論成果所蘊含的答案是建設性的和肯定的。傳統的科學哲學和科學社會學對科學知識關注對科學的結果，關注外在性的回溯式的抽象考察和規範考察，即基於文化擴展的某個終結反思科學，以及在文化擴展某個終結的意義上討論科學活動的作用，科學知識的社會建構（包括科學的社會建構的強綱領主張）關注真實的進行中的科學並且試圖對這種進行中的科學進行內在考察，是對科學反思的一個建設性的推進。科學的社會建構理論，強調科學知識的人類的和社會性的創造和使用。把社會結構、社會利益、人類技能等都視為科學的組成部份，並且分析了這些要素與科學之間極具建設性意義的結合和作用。這實際上是引導了對科學“What”（是什麼）到“How”（如何）的深入研究。
二、科學的社會建構的問題及困境
幾乎所有的科學的社會建構主義者都承認：他們從庫恩的科學哲學的曆史主義以及不可通約性對科學理性以及傳統的科學觀的質疑那裏，找到了自己對傳統的科學觀的社會學批判的切入點。相比較其他的對科學的研究道路，科學知識社會學則第一次成功地實踐了庫恩導引的道路，並通過這種成功實踐所具有的經驗性力量，對所有的針對科學的研究道路產生了極大的衝擊。但是在70年代後期歐洲普遍的反默頓主義的潮流下，庫恩卻成為“強綱領”科學知識社會學的堅決的反對派。在庫恩看來，“社會學的和曆史學的這類研究越是在形式上得到承認，它就越是不會令問題的解決滿意。在這些新的研究形式中，他們非常隨意地否認對自然的觀察在科學發展中具有作用，但是，對於自然在關於科學的談判中發揮作用的渠道，他們從來沒有給過正式的說明。”庫恩堅定地聲明：“我要在後現代運動以及科學知識社會學的強綱領中捍衛知識和真理的概念。”
聲稱是以“科學的態度”、“科學的方法”嚴肅地“給科學以科學的地位”的科學知識社會學的“強綱領”研究道路，在方法論上遭遇到“反身性難題”，即：在“反身性”原則約束下的“對稱性”與“公正性”原則，如何保證“強綱領”科學知識社會學本身對科學所做的說明的合法性？“強綱領”科學知識社會學的所有學術努力，就是通過對真實科學的研究，瓦解傳統科學的自然實在論基礎，繼而瓦解科學理性和科學真理，最終瓦解科學的文化霸權，但是，用“社會利益”要素全方位地解釋和說明科學實踐，最終的走向竟是用對科學的“社會實在”解釋，取代了對科學的“自然實在”解釋，在一定意義上從科學的“自然決定論”，走向科學的“社會決定論”，使得自身和自身的批判對象“兩極相通”，於是，在麵對“反身性難題”（reflexiv itypuzzle）的同時，又陷入“方法論恐懼”（methodo logical horror），即：對科學實踐中單一的、持續不變的、至上性的利益要素的強調，使自身走向自身的反麵，以己之矛，攻己之盾，暴露出“科學的社會建構”綱領的二元矛盾。
科學的社會建構的經驗主義與相對主義主張，其批判鋒芒直指傳統科學社會學和科學哲學所倡導的科學規範“規定”的科學理性、客觀性、認識論法則的超驗性以及與這種超驗性對應的虛幻性，最原初的理論意圖是拋開既往的對科學知識增長說明的某先天“安排”，對科學知識的增長問題有一個恰切的“描述”，從而刻畫“真實的科學”。然而上述展示的來自科學知識社會建構理論內外的各種批評都說明，他們對科學所進行的描述遠非豐滿而恰切，而且科學也似乎遠非得到了“真實地刻畫”。科學知識的社會建構於是也麵對著一個熟悉的老問題：在共享著同樣一種科學的方法論版本中，“一個瓦解了其他知識係統的‘內在’理性的解釋綱領如何可以阻止其自身同樣遭受這樣的瓦解？”
應該認為，在對科學知識的社會性說明方麵，科學的社會建構是豐滿的、成功的，他們的主要問題在於共享著其批判對象―傳統的科學哲學和科學社會學―描述科學的表征主義框架的同時，未經檢驗地排除了或消解了自然世界在科學知識的建構中可能發揮的作用，並由此引發了一係列認識論、方法論和本體論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