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冬梅
科學的“雙刃劍”麵孔是一個不爭的事實。當前生物圈的狀態―空氣汙染、水汙染，正在消失的熱帶雨林，數以千計的物種正瀕臨滅絕，大麵積的土地承受著遠遠超過其負擔能力的耕種，核工廠、核武器，過去曾經是森林的地帶已經消失，饑餓、營養不良，消失的濕地、消失的草地、惡化的環境引起了大量的疾病。所有的這一切，一方麵應歸罪於以機械論為基礎的科學主義的世界觀，另一方麵應根源於科學的外部社會環境對以科學為基礎的技術的濫用。唯物辯證法對機械論的批判，貝爾納與默頓式的科學社會學，目的都是要防止這種對科學的濫用。
然而，自後現代“科學文化與社會學研究”介入科學領域後，科學“惡魔”的含義發生了本質的變化。因為這種研究不再把科學看成是對自然的認識，而是一種社會建構，一種修辭上的產物，權力的象征。
在強綱領SSK的著名的“實驗室研究”中，拉脫爾與伍爾格在《實驗室生活：科學事實的社會建構》中發現實驗室實際上是一個龐大的“文學銘寫”（Literary In-scription）係統，實驗室中的科學家主要關心的是以修辭學的手段勸說論文的讀者相信，論文陳述應該被接受為真的。這種陳述的真與假並不是以客觀事實為標準，“因為一場爭論的解決是自然表達的原因，不是其結果，我們決不能用其結果―自然來解釋怎麼樣和為什麼一個爭論已經被解決了。”從這一原則來看，外部世界純粹是由科學家之間的談判與協調的社會產物。
在科學知識的生產過程中，作者通過論文寫作的方式來確立聯盟，將自己的主張立於不敗之地：當論文變得越來越技術化與專業化，就會利用越來越多的參考文獻來支持其論證。這一過程是修辭運用的關鍵，因為文獻的引入就意味著“聯盟”的建立，這一越來越強大的聯盟反過來會進一步加強作者的觀點。拉脫爾稱這一社會化過程為以狡猾手段謀取利益（captaion）的論證。用羅蒂的話來說，這就是對知識的追求與權力的追求之間，你不能夠區分出“有意義的認識論差異”。主觀性轉變為客觀性，謬誤變為真理，就像是兩組政治力量之間的權力平衡。總之，實驗室研究表明：證據、理性、真理不過是修辭學的產物，隱藏在修辭後麵的是披著權力外衣的獲勝團體，所謂科學知識，不過就是贏家的信念。科學家隻是在發表其成果時，才把自己的所作所為編成故事，說成是真理，強調理性。
夏平與沙佛的《利維坦和空氣泵：霍布斯、波義耳與實驗生活》表明作為劃界標準的科學實驗，實際上構成了一種特殊的社會實踐。在這種實踐中，科學家全神貫注的是誰將被視為科學的權威、在科學爭論中誰的判斷將值得尊重，誰的證據被視為可信的，認識方法的可靠，而這一切都和他們的社會與政治地位聯係在一起。參與實驗哲學的學術討論目的是和名利、財富、宗教信仰和查理二世的政治緊密地聯係在一起的。因此，根據夏平與沙佛的看法，新生的皇家學會，從一開始就是政治與社會觀點的產物與代表。這種社會中普遍認為是客觀的科學在很大程度上是意識形態的產物。科學被表述為一場永不停息的殘酷鬥爭，在範式中占統治地位的領袖借助於財富、地位和鬥士的狡詐，籠絡了大量的親信為自己的政治意識形態、權力和地位服務。社會建構主義已經廣泛運用這一過程來解釋天體力學、麥克斯韋方程組、元素周期表、遺傳密碼、代數拓撲、量子力學等的誕生。在其中經驗證據被視為一種恐嚇，或一種瘋狂權力的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