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冬梅
“科學大戰”是發生在20世紀末期科學懷疑論的激進形式對現代科學得以立足的合理性、客觀性、真理性的全盤否定引發的一場後現代思想家與科學衛士之間的大論戰。
這場戰爭的深層誘因來自於當代科學的表述危機，即作為現代文明支柱的現代科學遭受後現代主義的猛烈批判。20世紀70年代，隨著後現代主義向科學領域滲透，後現代反科學思潮具有兩大特征：相對主義和知識權利說。後現代反科學思潮對科學研究的合理性、邏輯標準、客觀真理與實驗證據等科學的本體論和科學的認識論基礎進行了全麵的顛覆，強調科學中的政治權力的規則，把科學領域視作一種權力―利益場所，強調科學是一種社會建構。這種觀點受到了科學家的猛烈反擊。1994年，美國生物學家格羅斯與數學家萊維特發表了《高級迷信：學界左派及其與科學之爭》一書，率先打響了這場科學保衛戰；接著1996年，著名的“索卡爾詐文”拉開了科學衛士與後現代思想家之間的“科學大戰”；隨後，科學衛士向後現代科學發起了全麵的批判：克瑞傑主編了《沙灘上的房子：後現代主義者的科學神話的曝光》（1998）；索卡爾和布裏克蒙特的《時髦的胡說：後現代知識界對科學的濫用》（1998）；等等。這些著作的出現，把這場論戰推向一個新的高潮。這場大戰的出現，絕不是偶然的，它有著深刻的理論和現實背景。
一、PC科學―把科學意識形態化
在西方學術界，目前出現得較為頻繁的一個詞是“學界左派”（The Academic Left）。在格羅斯與萊維特的《高級迷信》一書中，兩位作者把“學界左派”概括為：“強綱領”的科學知識社會學；德裏達的科學文本的解構主義；女性主義的科學觀；激進生態主義。印度生物學家蘭達後來把它擴展到後殖民主義科學觀上。與“學界左派”密切相關的另一個概念是“政治上正確”（Political Correc tness），於是出現了“PC科學”的說法。依據“PC科學”標準，後現代主義對科學進行了全麵的解構。
PC科學的說法，實際上是現代科學的表述危機的一種結果。二戰以後“大科學”的形成，在顯現出其經濟上過於奢侈、政治上成為大國“冷戰”意識形態的戰略的物化產物的同時，它幾乎集中放大了現代科學可能帶來的所有的社會和文化問題。按照利奧塔的觀點，隨著人類社會進入後現代世界，支撐人類文明的真理、理性、客觀性、進步這些“元敘事”的破滅，意味著科學現在應該擁有不同於已往的生活形式，科學與人類理性具有不同的衡量尺度，認識真理、理性、成功與進步的評價標準是以文化傳統為前提的，它們處處顯示出多樣性、局域性和權宜性。因此，不同的知識係統之間的比較，並不存在著真與假或優與劣的問題。根據某些元標準來區分“信念”和“科學知識”，這是無意義的。
然而，當今世界的實際狀況是：科學的客觀性以及相對應的普遍理性，要求不同文化中的人都采用科學的世界觀與理性去認知和改造自然；要求所有人都尋求經驗證據來支持他們的觀點；所有理性都是邏輯式的；要求所有人都用同一科學世界觀來看待不同文明的世界，用科學方法去處理他們所生活的不同世界。
後現代主義者認為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在於人們並沒有認識到，這是由於西方社會借助於其軍事與經濟上的優勢來造成的理智上霸權。正如哈丁所說的那樣：“歐洲殖民地的擴張把世界變為歐洲科學的一個實驗室，而歐洲科學使這種擴張成為可能……研究歐洲科學與歐洲殖民地擴張的關係的曆史，就是探索科學是怎樣擴張自己的利益和力量模式”。印度學者蘭丁在其主編的後殖民科學的代表作《科學、霸權與暴力》一書中聲稱近代科學並沒有什麼客觀性，是西方帝國主義的神話，占星術是弱者的神話，它是西方的犧牲品，因此弱者有權利來挑戰科學的“神話”。
結果是科學、理性與真理處於後現代主義的一片聲討之中。阿諾羅維茲認為主流的西方物理學，自從伽利略以來，一直是用數學的語言來構造的。然而，誰的數學這一關鍵問題還沒有解決，因為“數學與邏輯都不能夠逃脫社會的汙染”。女性主義思想家反複強調，在當前的文化中，這種汙染最明顯地來源於帝國主義、男性至上主義與資本主義，科學與技術在整體上看成是為白人，特別是男性白人，所設的一個保護區。
福科在其《規訓與懲罰》一書中把理性描繪為一種圓形監獄式的規訓，它創造了人的思想的機械化過程，創造了一種客觀化了的、自然的、純粹生物意義上的身體。在這一規訓過程中，勞動力變成了按固定的邏輯程序運轉的機器，社會變成了機器製造廠，這是人的異化。這種認知模式導致了S?維斯娃拉薩所稱之為的“生活的博物院化”，在其中，認知者與被認知的世界之間的對話被排除掉，被祛魅化為無生活內容的認知工具，即理性，這種理性又賦予自身一種優越的地位。這種優越地位被龐蒂（Merleau-Ponty）稱為“監視性思維”（overfl ying thought）。總之“真理之爭”不再被理解為發現與接受真理的認識論問題，而是聯係著特殊權力與利益的政治鬥爭，聯係著知識分子在經濟政治中扮演的角色。這就是福柯著名的“知識=權力”的公式。科學也演變為PC科學。
正是在這些思想的影響下，西方和一些第三世界出現了一股強大的反科學運動。美國哈佛大學著名生物學家愛德華?威爾遜在其《科學與意識形態》一文中描述了在20世紀70-80年代，在哈佛校園中的狂熱的“政治上正確”運動中，他所受到的激烈的人身攻擊。原因在於他的一個技術上的錯誤（用社會生物學去解釋人類行為）反映了“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西方一些農業科學家在聯合國的某些項目的資助下，到非洲一些國家從事農業技術的指導活動。然而，在後殖民主義者看來，這些活動使人們回憶起福音教堂給那些野蠻大眾傳播福音的類似情景，E?P?詹姆斯稱之為“反革命的心靈淨化過程”。蘭達在其即將出版的《後現代的科學批評與印度反動的現代主義的誕生》一書中提出：1998年印度的原子彈爆炸後，印度的後殖民主義思想家就展開了一場聲勢浩大的運動。在官方的正式場合，原子彈被包裝為印度教的偶像，變成了原子神。原子彈的印度教化是反動的現代主義（Reacti onary Modernism）的一個象征。曆史學家赫夫在其著名的《反動的現代主義：魏瑪與第三帝國的技術、文化與政治》中認為：納粹對科學技術的利用本質上是一種非理性與反動的現代主義的議程策略。其目的把現代科學技術納入具有浪漫與反理性色彩的德國民族主義的文化係統中，以創造一種雅利安文化等等。
結果是後現代主義者對科學和現代性的詆毀，與科學家所堅信的理性與客觀性對立；後現代科學對“利益知識”與“地域知識”的推崇，與現代科學所宣稱的科學知識及知識生產的價值發生衝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