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冬梅
“科學大戰”是20世紀末期，科學懷疑論的激進形式對現代科學得以立足的合理性、客觀性、真理性的全盤否定而引發的一場後現代思想家與科學衛士之間的大論戰。
20世紀70年代，隨著後現代主義向科學領域滲透，後現代反科學思潮對科學研究的理性、邏輯標準、客觀真理與實驗證據等科學的本體論和認識論基礎進行了全麵的顛覆，強調科學中的政治權力的規則，把科學領域視作一種權力―利益場所，強調科學是一種社會建構。這種觀點受到了科學家的猛烈反擊。1994年，美國生物學家格羅斯與數學家萊維特發表了《高級迷信：學界左派及其與科學之爭》一書，率先打響了這場科學保衛戰；接著1996年，著名的“索卡爾詐文”拉開了科學衛士與後現代思想家之間的“科學大戰”；隨後，科學衛士向後現代科學元勘發起了全麵的批判：克瑞傑主編了《沙灘上的房子：後現代主義者的科學神話的曝光》（1998）；索卡爾和布裏克蒙特的《時髦的胡說：後現代知識界對科學的濫用》（1998）；等等。這些著作的出現，把這場論戰推向一個新的高潮。這場大戰的出現，絕不是偶然的，它根源於福科的科學知識權力學說。
一、理性與權力
圖爾敏在《國際大都市：現代性中隱藏的議題》一書中指出：隨著現代科學誕生，祛魅的理性世界觀逐漸誕生，仗認知者能夠擺脫局部的、宗教的、文化的與曆史的環境，成為整個地球渴望和普遍偽裝性的權威，並最終取得了絕對的統治權。新的理性知識隨著科學知識的突飛猛進，逐漸地超越了科學家與哲學家精英文化的專業圈子，擴展到社會與文化的各個角落。這就是馬克思?韋伯所稱之為的“理性化”的過程。當代的許多後現代思想家已經指出這種“理性化的”過程一直是“一種強權的意識形態虛構”（Haraway，1989）、“非理性的”（Maxwell，1987），“政治上的統治”（Habermas，1971），而福科在《規訓與懲罰》一書中把這一過程稱為“圓形監獄主義”（Panop ticism）。圓形監獄（Panopticon）是一種監獄建築：四周是一個環形建築，中心是一座?望塔。?望塔有一圈大窗戶，對著環形建築。環形建築被分為許多小囚室，每一個囚室都貫穿建築物的橫切麵。各個囚室都有兩個窗戶，一個對著裏麵，與塔的窗戶相對，另一個對著外麵，能使光亮從囚室的一端照到另一端。這樣就會使中心?望塔的監視者能夠清楚地看到犯人的一舉一動，而裏麵的犯人卻看不到監視者。這種設計的規訓式效果，使它被非常廣泛地擴展到許多其他的領域，如兵營、監獄、學校、醫院等。福科認為這種“圓形監獄”的建築裝置成為現代性的一種廣泛的象征。福科把這一名詞擴展為圓形監獄主義，是各種權威懲罰與訓誡其對象的工具。這種工具，按照福科的說法，與把勞動轉化為商品的曆史過程有著密切的聯係。原因在於圓形監獄式的理性創造了人的機械化過程，創造了一種客觀化了的、自然的、生物的身體。因此構成了一種外在於人自身，外在於其精神的勞動力。勞動力作為商品的前提條件之一就是理性知識的抽象化分離化，要求在工人身上維持嚴格時間化與紀律化的勞動活動從事某些機器部件的生產。福科曾用“圓形監獄理性”來描述這一監視過程。
然而，所有這一切和科學理性有什麼聯係呢？F?瑪格林在《合理性與生活世界》一文中認為：祛魅化理性滿足了內化的“圓形監獄”的必然要求。到18世紀下半葉第一台機器出現後，科學理性已經獲得了實際威信。在理性的規訓與控製之下，工人能夠遵循固定的進度表，遵守理性的抽象法則來從事工作，並聽從來自不是由老板或監工發出的，而由科學技術上的成功而使之合法化的“圓型監獄理性”發出的指令。對理性的崇拜是一種個人的內在要求，因為它並不體現在某些個別人物，像國王或老板身上，而是民主化地體現在所有人身上，正如笛卡爾所認為的那樣：在借助於邏輯的理性程序規訓眾多不同心靈的本性時，幾乎所有人都會很容易地理解抽象的科學，甚至獲得對所有最深刻的科學的理解。這種能力是被“圓形監獄理性”規訓出來的。勞動的商品化形式，通過對自然的或生物的身體進行心靈理性化而獲得，身體由此變為通過某些心智的訓練來進行規訓與控製的對象，同時也是通過理性的洗滌而被認知的東西。這種類型的理性已經成為一個現代人的必要構成部分，在自我（願望）、心靈（圓型監獄理性）與身體（不會思考的生物體）之間存在著一個相互作用的三角關係。這就是後現代眼光中的圓形監獄理性與作為勞動力的商品化過程之間的聯係。在這一規訓過程中，勞動力變成了按固定的邏輯程序運轉的機器，社會變成了機器製造廠，這是人的異化。
這種理性的規訓化不僅限於勞動力的商品化過程。20世紀的上半葉，弗洛伊德就根據一個殖民化的過程（Colonizin gprocess）提出了一個正常人的標準：為了加強自我，為了擴展感知的領域和擴大其組織，使自我能夠更好地成為本能衝動中的一個組成部分，這需要一種文化的規訓。弗洛伊德用一個圓形監獄的理性來限製我們的生活中產生的無知熱情―本能。像17和18世紀歐洲的瘋子與遊民和殖民地的懶漢與不可挽救的土著人，人們不得不服從於一個圓形監獄式理性的壓製與控製的過程，這一過程將規訓他們，控製他們，使他們能夠為生產與文明服務。美國著名的女權主義者哈拉維（Haraway）也認為，科學理性在事實上徹底體現了資本主義的這種心靈殖民化過程。
總之，圓形監獄理性通過把理性與身體，與任何具體生活內容相脫離，產生出一種殖民化形式的知識。圓形監獄理性把自己置於身體與世界之上，因而客觀化它們，“自負的絕對理性”並不屬於任何特殊生活世界。當圓形監獄理性把自己置於任何生活世界上時，這個世界就客觀化了，也就是說世界自身的力量僵化了，死亡了或被剝奪掉了。因為圓形監獄理性是通過抽掉生命內容而形成的，它就不屬於任何認知者的生活世界，也不屬於被認識對象的世界，這就是能夠使認知者站在所謂中性立場上。“一句話，保持客觀性。圓形監獄理性的對象化與無生活內容的本性使得客觀性成為可能。”同時，它掩蓋了這一事實：這種抽象化與無生活內容的性質，是以把具體的生活化歸為一種固定程序與毫無情感的本能為代價的。通過把自己從認知者或被認識對象這兩方麵的生活經驗中抽象出來，這種形式的理性認為自己是獨立於世界與心靈的，是客觀與普遍的。它對真理的把握並不是建立在特殊價值之上的，也沒有體現在特殊的生活世界中，是一種普遍真理。用瑪格林的話來說：這種知識形式代表著“上帝對整體的把握”，是一種對權力渴望。維斯娃拉莎（Visvana than）說：“事實上，科學的自我陶醉代表著渴望權力的最大膽和最成功的動機。通過把科學與宗教分離，現代科學消除了對它的所有倫理、異化或其他任何曆史的批評。”
這些批判無疑是合理的，但它實際上批判的是邏輯實證主義的工具理性。在維也納學派的著名宣言《科學的世界觀：維也納學派》一文中，卡爾納普等人概括了邏輯實證主義的主要觀點：第一，它是經驗主義和實證主義的，隻有來自經驗的知識，這種知識是建立在直接經驗基礎上的；第二，科學的世界概念是以一定的方法即邏輯分析的運用為標誌的；第三，社會科學還不夠科學的資格，因為它們還沒有清除形而上學的雜質。邏輯實證主義最終目的之一是幫助社會科學擺脫形而上學的汙染，從而能夠使社會科學客觀化和邏輯程序化，使它們最終具有科學的地位。一句話，把人間萬事統一於邏輯實證主義的工具理性的威懾之下，這就是“圓型監獄理性”。用格羅斯與萊維特指出：後現代科學思潮實際上反映出人類文化對“哲學的報複”。“邏輯實證主義，當它取悅於物理學家與生物學家時，卻完全傷害了人文科學家的感情，更不可能取悅於社會科學家。它把分析意義上的檢驗強加在所有的命題上。不僅學術界中語言的陳述，而且日常生活語言、話語看來都應該是對現實世界的某種事實的斷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