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建森 楊權利
康德曾經說過，“有兩種東西，我們愈時常，愈反複加以思維，它們就給人心灌注了時時在翻新，有加無已的讚歎和敬畏：頭上的星空和內心的道德法則。”對照當代中國的情況，道德問題正如康德所言，同樣是一個令人憂心不已但又無法回避的難題。中國傳統道德如何應對全球化浪潮，已經成為我們亟待解決的一個迫切時代課題。本文將具體分析在全球化過程中，當代西方人本主義的倫理價值對我國社會心理和倫理現實的影響。
一、對中國傳統倫理道德的評價
人是一種能不斷地把時間拉長，把距離壓短的動物，人類的文明史，就是人們的活動範圍日益擴大的曆史。在今天，隨著社會的不斷進步和科學技術的加速度式發展，地球已變得越來越小，全球化的浪潮已席卷世界各地，人們的視野從地區、民族和國家的範圍擴大為全球大視野，隨之出現了世界經濟一體化與政治多極化的發展趨勢，國際關係新秩序與狹隘的民族主義對壘以及全球文化趨同性與各民族文化發展多元化的猛烈碰撞。在這種時代背景下，不同類型的道德倫理體係的衝突成為必然。
然而，問題的關鍵是在全球化的浪潮中，那些不同類型的道德文明係統本身具有什麼樣的特質和抗擊能力？它能否在新的道德文明衝撞的烈火中獲得新生？中華道德文明能否在這次文化戰爭中脫穎而出呢？
我們必須首先對我國的道德狀況進行正確的定位。20多年來，對於中國傳統倫理道德命運的問題，國內外學者大致形成了兩種截然相反的評價：
一種觀點是從國粹主義視角出發，極力推崇中國傳統倫理道德，特別是儒家倫理精神，甚至將其看做是可能成為普世倫理的最佳候選，認為儒家倫理因其宗教性與世俗性統一的特點而可能成為未來世界的顯學。這類觀點認為：第一，從未來學的角度看，正如英國著名史學家湯因比和日本著名學者池田大作所認為，全人類的發展方向是“單一社會”。而“從兩千年來保持統一的曆史經驗來看，中國有資格成為實現世界統一的新主軸。”湯因比斷言，中國儒教將是21世紀人類走向全球一體化、文化多元化的凝聚力和“融合器”。英國學者凱思也這樣認為：“也許儒家思想在促進工業化和現代化方麵比西方文化更有價值”。更有持此觀點的學者經常提及：1988年1月，75位諾貝爾獎金獲得者在巴黎會晤時宣言：“如果人類要在21世紀生存下去，必須回頭2500年，去吸取孔子的智慧。”第二，從思維方式上看，認為中國傳統思維方式將成為人類在21世紀的主導思維方式。20世紀80年代末，季羨林提出了一個“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的著名觀點，認為在21世紀，業已統治世界幾百年，以分析思維為主要特征的西方文化，將讓位給以綜合思維為特征的東方文化。未來世界的主流文化，必將是東方文化。也有學者把中國傳統思維方式中的類似“頓悟”、“直覺”、“得意忘言”、“得意忘形”、“混沌”等非理性思維方式任意歪曲，並以此來批評西方文化中的分析方法、思維明晰性原則。第三，從對中國經濟發展樂觀估計的角度上看，認為中國經濟20年來發展迅速，就目前的速度繼續發展，中國在未來50年基本實現現代化，從而以其龐大的經濟力量促使中國文化世界化。而且認為這樣的趨勢已露端倪：近十年來，國外學習漢語的人數增加迅猛，隨著中國的進一步強大，進一步對外開放，漢語將成為新的“世界語”，漢語在世界範圍傳播得越來越廣，中國文化的影響肯定也會越來越大，中國文化成為世界主流文化的時間也會越來越近。對此，國外也有人推波助瀾，澳大利亞外交家李瑞智等的《儒學的複興》一書說；“我們可以預見全球在一二十年的將來，一個人如果未學方塊字及了解儒家的基本傳統觀念，將如今日不懂英文及掌握現代西方價值觀及潮流一樣的不利。”第四，從東亞“儒家文化圈”的角度上看，認為中國儒家倫理道德文化優於西方文化。“儒家文化圈”中的台灣、香港、日本、韓國和新加坡等國家和地區的“經濟奇跡”，往往是儒家文化優越論的最常見論據。有學者認為，東亞“儒家文化圈”國家的現代化管理方式，都滲透著儒家的思想和精神，甚至有人認為東亞經濟奇跡的產生是中國儒家思想作用的結果。日本學者森島通夫在《日本為何取得成功》一書中，把日本定義為“儒教資本主義”。美國太平洋研究所所長兼大英百科全書主編費蘭克?吉布尼認為，日本“經濟奇跡”的真正原因是把儒家倫理與美國式的經濟民主主義巧妙地加以結合。他們認為，東亞經濟發展的實踐證明，儒家文化是經濟發展的文化動因，儒家倫理道德是他們整合人際關係，達到社會和諧的聚合器。
另一種觀點是從曆史虛無主義視角出發，全盤否定中國傳統倫理道德價值，主張全盤西化。持這種觀點的，遠的比如胡適、吳虞等，近的就像柏楊、李敖等。認為要西方文明之“珠”，就須接受其“櫝”，就得忍受“梅毒”和“不知羞恥的大腿舞”。我們知道這些人都是醉翁之意不在酒，這裏因篇幅關係，不做贅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