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明呼毅
黨的十六大召開前夕，在不到一年的時間內，江澤民同誌就加快發展我國哲學社會科學問題，連續三次發表重要講話。這在我黨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三次講話的深刻含義和意義，值得學習領會。本文將從完善強化當代中國國家知識創新體係出發，說明哲學社會科學在我國綜合國力提升中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從一個特定角度加深對江澤民三次講話的深刻含義和意義的理解。
一、國家知識創新體係的提出
從鄧小平同誌“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到江澤民同誌的“創新動力論”及國家知識創新體係的建立完善是我黨對科學技術和意識形態的重大功能不斷深入認識的一個發展過程。眾所周知，鄧小平同誌提出的“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命題，深化發展了唯物史觀，給我國科教興國戰略奠定了理論基礎，使我國生產力發展躍上了嶄新的台階。
現在回過頭來看，上一世紀最後一二十年，以互聯網的出現和生產生活中的大規模使用為最重要的標誌。人類生產生活的模式確實正在發生質變：與工業經濟有所不同的知識經濟初見端倪，“一些發達國家的經濟正在朝著主要依靠知識創新和知識的創造性應有的方向發展”。1990年，聯合國有關研究機構才首次使用“知識經濟”概念，短短十二三年時間內，這一概念已成為全球議論的中心之一，有關研究也蓬勃展開。在此背景下，日本學者野中幾次郎和竹內廣孝在對日本高科技公司進行調研的基礎上，首先描述了企業層麵的知識經濟產生發展的動力學過程，在《知識創新公司》一書中提出，企業知識經濟的動力在於知識創新。1998年，美國學者達爾?尼夫也寫道：“在過去的幾年間，一個顯著的變化是以物品為基礎的生產明顯地轉向高技能、高技術和以服務為基礎的增長”，“以解決複雜問題、技術創新”。這種關於知識經濟以知識創新為動力的見解，並不難理解：作為以知識及其產品的生產、流通和消費為主導的經濟模式，知識經濟不能不以知識為軸心展開，而知識的本質屬性即在創新。
顯然，野中幾次郎等人的這種理論，也是借鑒參考了此前美國著名經濟學家熊彼特“創新理論”的結果。早在1912年，熊氏就在《經濟發展理論》一書中提出，現代經濟的發展首先源於創新，並對企業家創新的過程及結構進行了細致的分析。後來，熊氏還以這種理論創新為依據，提出資本主義社會被社會主義取代。熊氏的這種思路與馬克思關於科技是生產力的論述相當貼近，它實際上也是熊氏發揮馬克思見解的成果，熊氏本人對此也直言不諱。“創新理論”在工業經濟的條件下雖不是“熱門”，但在知識經濟初見端倪時就成了耀眼的“明星”。它被改造加工形成關於知識經濟以知識創新為動力的理論，是並不出人意料的。
既然“創新動力論”源自馬克思，既然正在形成的知識經濟的現實又印證了它的正確，那麼，江澤民同誌在領導中國經濟體製改革和科教興國的過程中，勢必批判地借鑒這種理論。在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正式使用“知識經濟”概念的報告《以知識為基礎的經濟》發表的當年，江澤民同誌便指出：“搞科學技術特別是高技術，創新非常重要。創新是一個民族進步的靈魂。中華民族是有這種靈魂的。創新也是國家興旺發達的不竭動力。沒有科技創新，總是步人後塵，經濟就隻能永遠受製於人，更不可能縮短差距。目前，國際社會有一種說法，認為人類社會正在邁向知識經濟的新時代。知識經濟這個概念，如何正確理解和使用，還可以斟酌，但知識創新對經濟發展的巨大推動作用，是毋庸置疑的”；“曆史反複證明，推動科技發展，關鍵要敢於和善於創新”。江澤民同誌還進一步闡述了創新作為知識經濟動力的巨大意義，指出“科技創新已越來越成為當今社會生產力的解放和發展的重要基礎和標誌”，“可以預料，21世紀科技創新將進一步成為經濟和社會發展的主導力量”，它“越來越決定著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發展過程。如果不能創新，一個民族就難以興盛，難以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等等。這種“創新動力論”，不僅是對國際社會有關研究成果的批判汲取，而且也是對鄧小平同誌“科技是第一生產力”論斷的進一步深化和細化。在我們黨把發展社會生產力的重點放在首先發展科教的時候，江澤民同誌的論述進一步揭示了作為第一生產力的科學技術發展的動力是創新，從而進一步把我們黨發展社會生產力的注目點集中於創新。無論如何，這是我們黨認識上的一種深化，本身就是一種理論創新。
作為“創新動力論”的組成部分，江澤民同誌圍繞創新問題，還提出了一係列新論點和新設想，采取了一係列新舉措，例如：
第一，提出“創新決定國力論”。江澤民同誌說：“有沒有創新能力，能不能進行創新，是當今世界範圍內經濟和科技競爭的決定性因素”；“當今世界各國綜合國力競爭的核心，是知識創新、技術創新和高新技術產業化”。因此，“加強科技創新，是事關祖國富強和民族振興的大事”。在這裏，創新之所以具有決定意義，乃是因為“科技進步與創新是發展生產力的決定因素，是經濟和社會發展的主導力量”。這些論斷，不僅是鄧小平同誌“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命題的明顯拓展，而且也是對唯物史觀基本理論的明顯深化。
第二，發出“推進知識創新”的號召。江澤民同誌提出，要“大力推進知識創新和科技創新”；“增強我國的科技創新能力”；“必須千方百計地加快知識創新”，等等。
第三，強調“創新的關鍵在人才”。當然，中國需要的這種創新人才不是一個兩個，而是創新人才群體，“特別要靠年輕的英才不斷湧現出來”。
第四，號召“積極推進國家知識創新體係建設”。江澤民同誌還明確說，這是黨中央、國務院的“重大決策”。這個知識創新體係不僅包括中國科學院係統的知識創新工程，作為創新主體的企業的“創新基地”建設，而且包括“樹立全民族的創新意識”，“建設創新文化”，“把培養學生的創新意識和開拓精神作為素質教育的重點任務”，等等。
從江澤民同誌關於建設國家知識創新體係的大量言論、批示和部署中可以悟出，我們所要建設的國家知識創新體係，雖然也是吸取了經合組織成員國建設國家知識創新體係的理論和實踐經驗的結果，但正如江澤民同誌所說，我們是要“充分發揮社會主義製度的政治優勢，走出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技術創新路子”。這條路子與西方國家知識創新體係必然有顯著的區別。這種區別起碼有兩點：第一，它作為“在全社會真正形成推動技術創新工作的有效機製”，“不但要加強科技創新，而且要加強體製創新、政策創新、觀念創新”；“創新，包括理論創新、體製創新、科技創新及其他創新”。第二，中國的國家知識創新體係必須堅持共產黨的領導，而領導這一創新體係的中國共產黨也必須與時俱進，“勇於創新”，首先是在理論上創新，這種創新“也是一個政黨永葆生機的源泉”。其中的理論創新十分重要，“其他的一切創新都是在這種理論創新的指導和推動、影響下進行的”。無論如何，這兩點與西方一些國家科技“創新平台”的框架很不一樣。由此也不難看出，江澤民同誌所講的國家知識創新體係，不僅以黨和國家作為領導力量，要在個人、群體和全社會各個層麵推進創新，而且不限於自然科學技術和經濟部門，而是一種貫通經濟、政治和文化等各個領域的社會創新體製，其中包括，它還必須解決我國目前麵對的大量哲學社會科學新問題，其中首先是改革開放中的理論創新和體製創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