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那一次，我從油麻地去香港島看維多利亞灣的夜景，途中步行經過一個隧道。隧道的名字已忘記了，印象是寬亮如晝。走著，目光被左壁招帖畫吸引：
一個風塵仆仆的漢子迎麵而來。他剛毅精悍，左腿是機械假肢，肩膀有些前斜，吃力地，渴盼地疾行。畫麵下方的文字說此人為病中的窮孩子募捐，正在旅途中。畫中心有大字：
跟窮人一起上路。
這位漢子一定走過了千山萬水，不然不會有如此深邃的目光。他剛毅的表情背後掩飾著隱痛，用這條假肢走，每一步恐怕都要痛。那麼——他正徒步穿越新疆的獨山子、瑪納斯、一碗泉，甘肅的馬蓮井、黃羊鎮、娘娘坎，然後經陝鄂湘粵到香港。他是香港人。一個忍痛的行者用假肢穿越過大西北的曠野，信念像火苗一樣越燒越旺，給沒錢的孩子治病。
照片用鍍鉻金屬鑲框，內置燈光照明，一幅連一幅延伸到前麵。畫麵上的漢子像排隊一樣，一個接一個向你迎麵走來，昂著頭，有些吃力地移腳。然後是一行比一行小的字：
跟窮人一起上路。
香港街頭，很少見到通常印象中的窮人，大家似乎衣食豐足。在這幅視覺衝擊力強烈的招貼畫中，“窮人”兩字竟很尊貴，關注他們如同人人的責任。
就是說，此刻我感動了，血液從各處奔湧而出，衝撞全身。心裏默念：跟窮人一起上路！
跟窮人一起上路
這時，耳邊歌聲趨近，不遠的地方有一支樂隊。四個淡藍色牛仔裝的年輕人彈唱，三男一女。隧道高瓦數的橙光把他們臉龐勾勒得十分柔和。他們沉靜吟唱美國鄉村歌曲，彈電貝司的女孩子很賣力，頭發在肩膀上跳。他們腳下一隻幹草色的牛仔禮帽裏有散鈔，紙卡寫著“為脊髓灰質炎病童籌款”。
鄉村歌曲在海底隧道回蕩，寧靜而樸素。曲調如RICHAED MARX的風格，把渴盼壓在了心裏，舒展、大度而倔強。譬如fools game。又如my confession。吉它、藍色牛仔裝和他們頭發上金黃的輪廓光，與音樂一起構成了奇特的效果，身後招貼畫上的獨行者目光炯炯，簡直就要破壁而出。
我想站下多聽一會兒，但聽眾隻有我一個人。別人扔下錢匆匆而行。我把僅有的一些港元扔進幹草色的禮帽裏，感到輕鬆。這幾天我被這錢弄得枯燥。買東西剩下的這點錢，大件買不成，小件又不想買。還得動腦筋找打折的商店。比如“SoGo”，又要算計地鐵費用等等，哪如此刻省心。
鄉村歌曲對愛情、憂傷和前途均有獨特的詮釋方式，就像枝頭上的花與瓶裏的花不一樣，像赤腳在五月的玉米地裏走過，腳丫縫感到土壤的濕潤，像衣衫帶著鬆香味，指甲縫裏有洗不盡的新鮮泥土。但我把所有的錢放進禮帽之後，佇立傾聽就有一些慚愧。我想有錢真是不錯，隔一會兒，往那裏扔點錢，再接著聽。但是把錢分幾次給一個募集善款的樂隊，似乎也不像話。
他們並沒有用目光驅人，眼神裏多少還有一些謝意，感謝我目不轉睛地傾聽。跟港人比，我有許多時間，但仍然不能長久流連。
鄉村歌曲的聲音離我越來越遠，我用目光接過一幅又一幅的“跟窮人一起上路”，向出口走去。這時口袋空空，我把它翻出來，像兩隻兔子耳朵在腿側垂著。我童年曾玩過這樣的遊戲，那時沒有錢，口袋是一些紙團。現在演習一遍，竟很新鮮，好像洗手套一樣把自己翻過來洗幹淨了。人隻有在語言中才能存在，在所謂“思維”中編碼和解碼。人會為了語言而放棄事實，放棄自己。在進入語言之前，我們還在門口依戀其他語言，用其他方式命名的、解釋世界的聲音或通道，呼喚它們，期望由它們打開一個新的世界。
狗叫即是一種。
由聲音打開一個神秘世界的大門，是人所遭逢的奇跡。
洛林·馬澤爾在1999年維也納新年音樂會第七個曲目之後，放下指揮棒，從譜架上拿起一把小提琴，揮弓作秀，出演《帕格尼尼圓舞曲》，而對樂隊的指揮則以眉眼表情代替。他的弓剛放到弦上即被彈起，像正負極的兩根電線濺出火花。開始兩個音符如叩門聲，清晨，穿睡衣的小女孩怯怯叩媽媽寢室的門；如從衣袋滑落在大理石地板上的銀幣，連跳兩下；如眼色，如擊掌，情人從金碧輝煌的舞會隱入暗夜，火槍手點燃了火絨。帕格尼尼，這位炫技派大師當然要在圓舞曲中鋪排最為紙醉金迷的盛宴，所有華麗的富有表演性的弓法在這裏淋漓盡致，因為這是紳士貴婦翩翩起舞的筵宴，有無數的錦緞自天而下，琥珀色的酒漿像金箭，射中所有人的靈魂。我聽說過許多“尼尼”和“尼”，他們在意大利，深陷的眼窩裏藏著地中海的波光。帕格尼尼，是一個形單影隻的天才，一個熱亞那商人的兒子，拿破侖的妹妹伊薩麗公主一度的情人。他的華麗和炫耀造就了另一位更喜歡華麗和炫耀的李斯特。倘若帕格尼尼活到今天，他會比好萊塢的唯美派作曲家約翰·威廉姆斯和年演出場次最多的小提琴大師以撒克·帕爾曼兩個人的收入加起來還要多。他在旋律上比別人更注重嫵媚優美，這是所謂電影最需要的東西。在《泰坦尼克》中，觀眾熱淚難抑，人常常由於音樂而打開封在心靈上的最後一道鎖。帕格尼尼創造的雙泛音、跳弓，使小提琴演奏變得神乎其技。1795年，父親領帕格尼尼去帕爾馬拜訪小提琴大家羅拉。羅拉的房裏放著新寫的協奏曲和一把小提琴，帕格尼尼的父親大發神威，命令十三歲的帕格尼尼演奏，在隔壁房間臥病不起的羅拉頃聞琴聲，不禁目瞪口呆，掙紮著過來對帕格尼尼說：“孩子，你讓我教你什麼呢？”
洛林·馬澤爾穿一件蘇格蘭粗線毛衣，像在夢中劃船一樣指揮著普羅科菲耶夫的《伊凡雷帝》的片斷。當然這不是維也納新年音樂會，而是中央音樂學院的大師班。如果看到洛林·馬澤爾的麵龐、表情和他的蘇格蘭粗線毛衣，雕塑家們一定期望捉住他，按在石膏裏做一個模子，然後成批地翻製塑像。那是一個用漢白玉粗粗打鑿的、帶有希臘氣質的被音樂灌醉了永遠醒不來的牧羊人的形象。洛林-馬澤爾常在一個樂段之後，對樂隊深瞥一笑，此笑醉意深矣。而他在指揮的時候則墜人了夢鄉，並不睜眼察望。人間的確沒有什麼可以和音樂相配的景象。在洛林·馬澤爾身上，音樂成了他的呼吸、脈搏以及內分泌，隨之起伏，分化瓦解。和弦、織體、複調，這一切不過是落花流水。
我想說洛林·馬澤爾，當然還有其他偉大的音樂家，並不是我們同一時代的人，雖然我們共同生活在19××年。如果我們吞吞吐吐地跟著他說：股市、戰爭、裘皮大衣等詞彙的時候，他可能聽成放屁、吐痰、包皮。如果有人說，我們共同分享著電子產品、CNN、肯德基和聯大每年上千條的決議，藉此找出我們共同生活在同一時代的證據。卡拉揚、阿巴多、梅塔、洛林·馬澤、穆蒂、克萊巴會說“NO”。他們沒有察覺到和我們這些庸人生活在同一時間當中，你即使指出三天前發生在中非的軍事政變或一個月前的空難也證明不了這些。
我了解我的庸俗。庸俗並不常常以庸俗的名義出現。寬容、隨和、熱愛生命也會成為庸俗的閃閃發亮的新標簽。庸俗甚至會以責任和犧牲的麵目出現。所謂“庸俗”一詞被正視的時候，證明我們對原本有愧的生活方式已經進行了溶解，瓦解了內心深處那些絕不順從的純潔因子，我們也不因為內心衝突而惴惴不安了。然而——至少對我而言——音樂常常不擇時地跳出來直指人的庸俗。當一個人用世事蹭蹬、委曲求全等理由為自己的昏昏噩噩定一個穩固的支票時，音樂會揭穿這一切。在心靈的意義上，庸俗是好不容易騙過了自己，但在音樂之門前麵總也過不去，像橫綁著扁擔鑽洞。這一層偽裝像叫化雞包敷的泥巴一樣在音樂麵前一塊塊裂紋剝落。一條清澈的、刺骨的河水，一點對岸的燈火，一種讓我們顯示愚蠢的試劑，就是音樂。
而我在早上起來——我已經記不住每個早上的情形了——宛如隔了很久之後又一次來到這個世界，心靈由於神奇的睡眠而澄清，明淨可喜。但窗外、我的床，特別是鏡子裏的我，使我想起了我是誰。所謂“我是誰”意味著我的責任，昨天沒有做完的事、向誰恭敬、為什麼而煩愁。與以往一樣的建築、街道和聲音，使我擺脫不了我，隻好順從地鑽進“我”的外套，再過一天。實際上，我想過，如果這僅僅是記憶的原因，我是不是可以在醒來的時候大叫一聲：“這是哪裏？”然後匆匆逃離。逃走之後實現我過去的願望——到小興安嶺的森林裏奔走，呼吸腐殖質的氣息，聽腳在樹葉之間的步伐，做一個鄂溫克獵人的助手。但我離不開我的親人，不會像蘭波那樣穿著拖鞋去街上買藥之際赴比利時遊曆三年。但我們的確辜負了許許多多的早晨。早晨是逃走的最好時間。看一看孩子，早上起床，眼神看待周遭多麼陌生，他要在腦子裏費勁想一遍構成處境的元素：天、陽光、房子、窗、樹、床、爸爸、媽媽。這些元素即語言每天早上為他演示一遍即時世界的邏輯，同時沒收他的夢想，譬如離開、飛翔、殺死別人。他要通過痛苦與這個世界和解。通過饑餓和吃飽、通過聲音和記憶，特別是通過遊戲恢複與這個世界的認知。當一個人最終被確認了與這個世界的關係，即依賴這個世界的事實之後，下麵的時光隻能是憂傷。像一根釘子被釘進木板裏，除非有一天木板爛了或釘子鏽蝕了，時間像暗物質一樣從他身上離開。
除非有一種語言喚起另一類認識係統，譬如音樂。我起床的時候，開窗放新鮮空氣，看一眼表，疊被。書櫥、地毯、畫、電視一如舊時，形狀色彩包括它們的性質毫無改變，證明我也不會有絲毫的改變。我已經不用再照鏡子就知道我是誰。穿衣，坐在沙發上穿襪子。順手放一張碟，打開音響，即我說過的《帕格尼尼圓舞曲》。弓子被弦電回，撞盅像兒童一般與弦說話、商量，然後向前進發（什麼在進發？我也不知道。樂音在進發？無以名之的東西一去不回）。麥苗竄箭，蚯蚓鬆土，河岸在浪濤拍擊下塌下一塊，白雲被崖頂的鬆樹勾住，鳥兒在草地遺落了一根羽毛。它們消失了，我看到它們如此浩浩蕩蕩地消失，不禁悲傷。帕格尼尼對比、頓挫，不期然拽出一段柔美的華彩。
音樂之後，人變得孤孤零零。
那時我也想和它們一齊出發，前往它們的地方。
那個地方不一定闊綽，但新鮮、幹淨。說，當語言帶給我們的所謂“思考”能力在音樂麵前無法思考時，當我們想起可能有不止一個歸宿，不止一個故鄉時，如同你被綁在柱子上看別人遊戲，最後，遊戲的別人消失在開滿鮮花的樹林深處。
音樂至少提示人類的這種“思考”與能力習慣常常顯得很蠢，包含無數虛假的東西。它有可能摒絕了更好的認識方式。
在我在童年學狗叫的時候，麵紅耳赤。我們想知道哪些聲音代表哪些意義，想通過聲音進入一扇新的大門。不能輕蔑“汪汪”。這些單音節的、粗糙的叫嚷是不是含有多樣的意義呢？有沒有狗的歡樂和悲傷？人聽狗吠，如有憤怒。驢鳴似哭，馬嘶如笑，而鳥兒像在歌唱。聲音與人的聽覺器官之間的現有關係，構成了人的局限性。我們聽到的“聲音”是聲波經過人類的聽覺器官的纖毛舞蹈式的處理所獲得的信號，這種信號在大腦裏最終是電信號，而不是聲波本身。而纖毛的運動像計算機的檢碼一樣，是二進製的處理轉換。我們能說我們聽到了什麼？隻是接受一些信號。況且，有些波長的信號，人類根本聽不到。學狗叫的孩子，也學過鳥叫和貓叫。我十分想知道，這種贗品叫聲，在狗鳥那裏有確切的含義嗎？譬如：我害怕了、渴、把人類消滅等等。這些叫聲當然不可能在它們的耳裏形成下述含義：“他的臉形和語氣就擾亂了我，這就迫使我對這個人有了全部相反的心理準備，他不可能按照別人哪怕是最微弱的思路去談話，假如某一個人一生都與其有交往，我相信那麼這樣的人，在一定意義上就相對馬原過完了相反的一生。”（陳家橋《馬原》）。哈哈——姑以戴望舒的語氣說話——這樣的意思要用怎樣的狗吠才能完成啊。許多人的一生是依賴眼睛——字來生活的，我不知道這在多大意義上脫離了人的本性，或者說離開了真理本身。而許多人（文人？）的樂趣正在這裏。也許可以說，一個估屈聱牙的文人在本質上與一個農民相比，如同一個物種與另一個物種那麼不同。葦岸曾對我說，我說不好，給你寫信吧。他不相信“說”，聲音在他看來是不堅固因而不可信的。他要像蓋房子一樣壘起一個又一個的字。字與字之間有牆壁回廊和花園。他看它們時，思想像士兵一樣潛入這些建築物，並消失在這些建築物之中。文字可以掩蓋許多愚蠢，最主要的，文字可以欺騙自己。弄詩文的人或許可以分為兩大類，騙過了自己和沒騙過自己的。高超、犀利、奧妙、無厘頭的寫法風格都易於騙過自己，讓自己相信自己變成了別人。而沒騙過自己的文字，屬於“語言不好”之類。或不前衛、不主義、不×十年代、不瘋狂、不尖叫、不狀態、不後。我們沉溺於自己的庸俗，又反感自己的庸俗。庸俗在滿足了我們的欲望之後顯得死氣沉沉，於是每個人都想變成另外的人。王小二想變成馬原，李鐵柱想變成周潤發。人們想盡了辦法來欺騙自己。而學狗叫隻是企圖做出這種改變的小小的一步。
小時候，一個朋友問我：“用狗叫說毛主席萬歲咋說？”我聽到此話臉色已變了，反動話，我和他會被拉出去槍斃。我一聲未吭，往河水裏扔石子。腳下的英金河拐了個彎兒，水草像死屍的頭發隨流飄舞。語言真是奧妙，否則怎麼會有“用狗叫說毛主席萬歲怎麼說？”這樣的課題。而寫字，無論多麼討厭的人寫出的“毛主席萬歲”都不解構這句話的意義——如果它有意義的話。有些話在被寫盡了的時候，在被用白石灰寫在數百萬平方公裏的街道樓房村舍上，用鉛筆寫在田字格裏、印在無以數計的報紙上的時候，這些話才失去意義，人間蒸發。
而聲音，原本是另一套語言係統。當字被賦予聲音的時候，應該是人類文化史與心靈史出現奇跡的時刻。楊振寧注意的是各地極力往外掙脫的方言在漢字麵前共同讀出同一聲音所形成的民族統一的作用。而字和聲音的結合，還意味著其他奇妙的事情，詩是其中之一，唱歌也是其中之一。當“峨眉”的讀音在複雜和美妙的筆畫中出現的時候，一件人間樂事已經完成。這些不以元音輔音拚寫的漢字讀出單個的聲音時，以漢語為母語的人注定要與其他人有些不同。昨天我在電視裏看喬冠華在聯大演講，聲音尖澀。想起黑格爾說中國人說話有如怪叫。一個個單音節如同亂石兀立。一次，我把背麵帶字的紙對著陽光仰視，這些字突然變得陌生，甚至古怪。藉此體會到外國人麵對漢字的困惑。對這些字，如果不學習它，誰也不相信它可以承載思想的，包括科技的信息。在陌生人麵前，漢字是纏結的、閉鎖的、沉悶的符碼。應當說，它與生活中活生生的語言交流是難以相融的古代的遺物。而結合起來，則要付出許多時間與才智。而到了所謂得心應手之際，漢字以及它所背負的傳統或許使這個人變得酸腐、乖戾或囂張。
聲音與文字的結合，說它是奇跡是就所謂“文化”的提升而言。它使人有可能從閱讀和傾聽中與書中的世界相遇。這裏所有個人的經驗都被統一到別人的經驗中，從而形成重重誤會。這些誤會在形成中，有傳統、流派甚至美感。當孩子從自己的生活中認識藍天的時候，是仰麵可觀的，有鳥兒白雲、光線明晦變幻的浩大視野。當別人說“這是Lan Tian”，本是嚇人一跳的提示，也是無道理甚至粗暴的命名。孩子勉強接受了它，也隻是為了和別人交流的必要。其實聲音的“LanTian”和人們所看到的實體相比何其單薄不成樣子。而“Lan Tian”變成“藍天”被強迫記住的時候，真正的天空消失了，隻剩“藍天”。如果你拒絕它，就是和十幾億認同它的人作對，而被關在“文化”的外麵。因而就人的天性而言，文字其實是最為粗暴的東西。許許多多人的美妙的思想就是由於不願鑽進這個下水道一般低矮潮濕的管子而無法與世人見麵。你看不識字的小孩多麼快樂，而用另一種語言係統思考的人，如物理學家崔琦，則顯得喜氣洋洋。我不懂物理學，約略知道某人洗澡池水漫出，某塔擲某球，是它們裏麵淺顯的逸事，像禪宗公案一樣。我要說的是，人的“思想生命”有許多條，當我的物理學生命被扼殺之後，就永不複活。像一棵大樹的一根權枯萎了一樣。這是說，你已失去了一個頻率，一個輪子，一種思想。當然包括一種快樂。我的數學生命、物理學生命已圓寂了，而許多生命我根本就沒有，譬如曆史學、英語。我是一個孤零零在單向道路上行走的人。
在我們熟知了這些聲音和文字之後，我們怎麼用最個人化的方式表達自己的感情呢？沒有辦法。你要用大家說的那些話來說僅僅是你要說的話，譬如“我愛你”，一聽就假。譬如我要說的是“你發際的芳香和你抬眼望人的樣子使我愛你”，但話怎麼能這麼說呢？語言的空間和時間排列順序導致了我們不能盡言。比這更高明的應該是一種化學方式。
而音樂則說出了我們的所想。當然比我們說的真切。有時候，請朋友共同聽一隻曲子，就是用音樂交談。事實上，人類無法用語言表達巴赫那種對位的、複調的、在同一時間和空間所表達的思想。如果聲音（意義）被迫按時間順序表達，譬如用一個小時傾聽《離騷》的朗誦的時候，許多元素被阻遏而散逸了。而昆蟲用一點點分泌物就可以在同一時間、複合地傳達一個信息的意義、範圍、性質，包括色彩與體積以及情緒。對人類來說，以某種氣息感受憂傷是不可思議的事情，也就是說人類的思想無法與化學接通。真的令人惘然。
二
春天的雪片在街上消融。雖然落到地麵就化了，但和下雨仍不一樣。雪片悠揚，深思性的片絮如羽滑落。馬路像黑色的岩石一樣閃閃發亮，出租車濺起噴泉式的髒水。而馬路兩邊的土地上，積雪埋伏。它們為什麼不化呢？春雪怕冷，聳著腰擠在一起，蓬鬆晶瑩。
樹們知道這就是春雨，變成雪隻是多一些典禮的意思，沒有北風，沒有冬日的肅殺。空氣裏甜絲絲地傳出了樹籲出的氣味。春雨化妝成雪一個接一個跳下來。落在樹權上的雪這一會兒就像鳥糞一樣“啪唧”掉下來，使行人向上怒目。我覺得樹的身體裏麵，一致回響著維瓦爾第《四季》的“春”。阿卡多用四把不同時期的史特拉底瓦利小提琴演奏四個季節，在1987年意大利克裏莫納的音樂節上。還有一個豪華的版本，斯特恩、祖克曼、敏茨和帕爾曼分別演奏春夏秋冬，極其揮霍。這說明誰都知道四季是四個不同的季節。春天和冬天的區別是什麼？這就像斯特恩和帕爾曼的區別一樣。當然這不意味著生命力的不同，而是理解與詮釋的多樣。
樹們的“春天”是由樹演奏的。這四把小提琴分別是楊樹、柳樹、碧桃樹和桑樹。它們木質不同、音色也不同。樹的張開的手臂，多像執琴的姿態。它們用不同姿勢站立在桑園裏，交換眼色。在暮色來臨的時刻，街車的燈光裏有雪花鑽人，窗外黑白斑駁，如同目睹一幅俄羅斯的油畫。
維瓦爾第是一個神父。晚年他在教堂主持彌撒曲的時候，匆匆忙忙走出，到自己的房間記錄腦子裏湧出的樂思，因此受過宗教法庭的審判。維瓦爾第神父是個喜歡誇飾的人，說創作一首協奏曲比抄一遍更快。神父說自己有九十四部歌劇，但一般認為他隻有四十多部。有一種說法稱他患有胸腔疾病不適合神職工作，譬如念誦讚美詩。但更令人信服的說法是他出於經濟方麵的考慮放棄神職而專心於音樂。在巴洛克音樂時期，一個受歡迎而且勤奮的音樂家的生活絕對經得起揮霍。他經常長途跋涉，監視自己新作品的初演，譬如前往羅馬、維也納，甚至到阿姆斯特丹。他在一生中的四十年中，在威尼斯的一家女童孤兒院任職，每月寫出兩首以上的彌撒曲，收取酬金。這些女童是失去雙親或由於私通而被遺棄的孤兒。由四十多名孩子組成的管弦樂團和合唱隊，是維瓦爾第音樂最初的傳達者。她們身穿白袍，頭戴石榴花。她們歌唱，拉小提琴或吹巴鬆管。
和這些天使般的孩子們在一起，即使是鐵石心腸的人也會重新聽到上帝的聲音。和這些小音樂家相處四十年，一個人所具備的美好情感會像泉水一樣汩汩而出。所謂美好的情感是愛與仁慈。我不知道仁慈與愛有什麼區別，但放在一起說，似更寬厚。有這種情感的人不妨乖張一些，鋪排一些。斯特拉文斯基暗示維瓦爾第的四十多首協奏曲是由一首改編的，維瓦爾第的確可以用五天時間寫出一協奏曲。但這都不曾妨礙他的音樂的美好。在某種情形下，音樂史家把維瓦爾第列入優秀的古典音樂大師行列似乎有些猶豫。維瓦爾第的音樂在他死後三百年間無聲無臭，好像到了二十世紀才開始複活。和柴可夫斯基一樣，他的協奏曲更像電影音樂，或者說電視節目的欄目開始曲。而他創作的勤奮，和大多數古典音樂家一樣，是為了錢，而有了錢之後的景象是日日宴筵，夜夜笙歌。帕格尼尼的許多作品由於抬價過高而無法出版，也就是說失傳了。為了錢而創作，為了奢華而賺錢，一生寫幾百部作品，也許是中國藝術家所不能理解。在某些“藝術家”的腦子裏，錢雖可愛，卻是藝術的敵人。不僅錢是藝術的敵人，富裕的生活，眾多的作品都是藝術的敵人。現世的享樂和創作就這樣可笑地僵持著。仿佛一有錢，藝術家純潔的本性會像剛出土見風的貴婦人屍體一樣朽爛變色、惡臭難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