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士與農、或官與商的古代中國的社會階層的對位中，其實從來沒有文人的地位，而藝人幹脆是市井階層的附庸，倡優之流。所謂“文人”在過去是對官的半成品的一種委婉的指謂，在讀書與從政這一條傳送帶上，文人是即將人爐燒冶的磚坯。成則仕，不成則廢。它從來不是一個階層，也不具備在社會上生存下來的經濟基礎。對已經從政的文人來說，詩人是一個點綴，文人身份成為風雅的包裝。而對未仕的讀書人來說，被人們指為“文人”，庶幾與廢人無異。這意味著極為辛酸的生活，以及毫無價值的人生。
在很大意義上，中國古代文人的地位在人們視野裏的提升，是由於五四運動之後重編的文學史的緣故。在本世紀初，中國人感受到沒有大學的恥辱，辦學的人則感受到沒有文學史的恥辱。當時的人們甚至不知文學史應該從哪裏編，魏晉還是漢唐。人們所看到的從《春秋》與《詩經》開始的文學史，實在是許多人絞盡腦汁的成果，這是在四書五經之外重新建立的另一種文化傳承體係，是石破天驚之作。在本世紀初，為學堂而編纂的石破天驚之作還有很多，如《中國化學史》，將道士煉丹的行跡配方湊合成書，終因太荒誕以及與現代化學毫無關係而作罷。當李杜與唐宋八大家在文學史安穩下來之後，他們已經有了官方的色彩，成為傳統。已經死去的封建文化終於又活了過來，對新一代的讀書人形成威壓，並被要求成為他們的偶像。
中國古典文學的確非常值得玩味的東西，古代詩文所集體形成的藝術成就的確神乎其神。但這一套東西最好和瓷器、碑貼一道，由少量玩家來玩。古代詩文的奇跡和埃及金字塔一樣，是永遠不可能在現代出現的東西。那麼文人——從本世紀以來，中國出現了許許多多的文人，從省城到縣城都有——胸中裝著古代文人散發出的孤憤、清高與各種莫名其妙的情緒行吟浪唱，引人注目。在所謂“中國文學史”中，你看不到貫穿一致的東西，看不到善良、熱愛民眾與土地、人文主義關懷、關注時代等思潮，這些因素隻是星星點點、毫無關聯地出現在少數人的詩文中，談不上傳統。在古人留給我們又經今人精選的寶貴的詩文選本中，不僅沒有農商與普通百姓的喜怒哀樂，也看不到譬如官員生涯對一個文人生活的補益以及與創作的關係，文人孜孜於官場的勞績、他們嫖妓聚賭的私生活。這些選本清澈得令人不可思議，可見虛偽從唐宋元明清就是他們做人的主流。文學史的主線也是“越窮越光榮”。清高孤憤以及遺世獨立似乎成了中國文人的美德。這當然是已經被文學史歪曲了的古代文人的生活情景以及心態。事實上，中國社會在如此漫長的曆史時期中，文人們從來就沒什麼一致的思想。有一些相通的願望譬如做官、溫飽、享樂，也被文學史輕輕抹去了。被本世紀的文學史塑造的一些“典型”所具有的“憂國憂民”的形象，實在不堪考證。這些“典型”當然不比我們更糟糕，但也不比我們更脫俗。然而文學史所透出的這些信息，的確害了不少“文人”，包括不喜歡中國古典文學的“文人”。他們渴望官，但在得不到的時候便罵官。當上了官的時候則要飲酒賞菊，又想造一則小民擊鼓喊冤、大人明鏡高懸的佳話。鄭板橋即如此，每每為無人擊鼓而憾。
把官作為一種可玩的雅事。飽讀詩書的文人在任內有沒有彎下腰紮紮實實為老百姓做事的呢？沒有。因為中國文化不培養這種人，不魚肉百姓以及背負廉名已經很好了。他們蔑視勞動者，大自然在他們眼裏不是俄羅斯人所看到的母親，而是可以與之眉目傳情的美人，譬如冷月、寒梅、疏竹與小橋之類。即使潦倒，這班人物也不肯放棄斯文。當乞兒伸手要幾顆蠶豆時，也要用極好的句式說出“多乎哉？不多也”。這些話可以找典故即書袋來。魯迅非常好地刻畫出他們的靈魂，隻是他們頑疾太深，不肯悔改。倘若我們沒有這些文學史，倘若我們在學校裏像建立微積分與地質學一樣建立一種全新的文學學科，培養一批熱愛自然、熱愛民眾、純樸而說人話的文科教師與作家，中國文學的狀況要比現在好得多。本世紀的中國讀者應該擁有的作家除魯迅之外，既不是林語堂、周作人、梁實秋等人，也不是夏衍、楊朔或浩然。如果我們能夠產生托爾斯泰、桑德堡、紀伯倫這些更加仁厚踏實的作家，孩子們的精神視野要比現在飽滿明亮。從本世紀的中國作家留給本民族、特別是留給孩子們的遺產而言，是令人慚愧的。即使王朔和金庸的大作，也不能彌補這種慚愧。在西班牙語的課本裏，有多少精美的文字讓孩子們誦讀。在俄語、法語與英語的課本裏，都不缺少由母語構成的奇異精美的世界。漢語課本卻遠遠做不到這一點。不光是中小學課本的選者的眼光不逮，作家們一百年的努力也沒有提供足夠的資源。
在中國文人的創作中，很少看到他們的生存方式，這也是一件奇怪的事。當然陶詩陸詩裏麵有農事、李白如走穴一般邀約雲遊。其他的人不知是怎樣活過來的。生存，在他們看來或許是不值一提的事情，積累充足的糧食果腹，讓它們作為碳水化合物與蛋白質使生命個體的新陳代謝延續，是文人羞於開口的低賤之舉。使一個人可以活下來的理由成為中國文人最不愛提的一件事。因此“君子憂道不憂貧”，“窮而後工”，“君子固貧”。這沒有“道”重要，也沒有不著邊際的風花雪月重要。這種觀念造成的文人的雙重人格，以虛偽的麵子L麵對苦難重重的人生。“安貧樂道”，使他們一次又一次遊離於社會發展的主流，並把輕賤商農的觀念通過詩書遺毒於別的讀書人。這種輕賤不僅針對商農，還針對所有不屬於子日與海德格爾的自食其力的，使生活顯示出豐富性的勞作的人。君不見，人一讀書就痛苦，讀中文係更容易痛苦，不滋滋味味，拿腔作勢，用雞爪子似的枯手罩住碟子“多乎哉？不多也”就活不下去。秦始皇焚書，毛澤東如此厭惡“知識分子”的心態吾等無從揣摩，但從文人本身的痛苦，就可以看出他們活得如此艱難和那麼一種“架式”有關。這種雙重人格或日畸態在動蕩的社會生活麵前貌似超然，然而一有機會（不是落草為寇的機會，而是做官的機會）文人會把虛偽背後的另一麵全都暴露出來：自私、狹隘、陰損。這是壓抑的結果，也是對“貧”與“求道”的補償。
中國各個曆史階段的特征，從橫向的世界各國現當代史中，似乎都找出影子。盧旺達式的種族仇殺，埃塞俄比亞式的饑饉，蘇聯式的擴張與解體，新加坡式的法家峻治，美國式的開放、朝鮮式的封閉、印度式的一盤散沙、瑞士式的家庭作坊生產、奧地利式的載歌載舞、剛果式的難民潮、日本式的勤勉，等等，幾千年風雲激蕩。然而中國沒有《羅馬史》那樣的作品，從《全唐詩》中，我們如果真的認真讀一遍，反而無法了解唐朝是怎樣一回事。在古典音樂家當中，我們知道作為醫生的柏遼茲靠私人授課生存；聖一桑靠在教堂彈管風琴生存；德彪西靠為唱詩班伴奏，為俄國的梅克夫人當家庭教師，出版曲譜和傍老富商的年輕妻子生存；李斯特靠旅行演奏和擔任歌劇院指揮謀生。在外國“文人”那裏，生存是第一位的，而他們的作品充滿了生趣以及精致聖潔的天國氣息。我所探討的當然不是中國文人的存活方式，而是由於他們“厭生”形成的偽善對文藝本身形成的妨害。從社會形態上說，這當然與中國舊時沒有形成完善的市民經濟有關，與中國知識分子本身的心態，特別是荒唐的崇拜詩書的觀念也有密切聯係。這種觀念直至今天也沒有消散，一些×十年代的“文人”仍在拿腔作調地用魯迅曾經以“最黑最黑的咒語”咒過的半吊子文言賣弄“文采”，過一下遺少癮。
在維瓦爾第的《四季》中，春天像箭一樣飛來，世間有流水、新發的枝葉和鳥群，人們健康，大踏步行走，彼此露出微笑。我們聽到了我們的生活，感受到了即使不識字也能感受的大自然的恩典。當積雪迫不及待地化為溪水繚繞在樹木腳下的時候，鳥兒不請自唱。在上帝的作品當中，沒有什麼生靈會對大自然無動於衷。在《四季》中，我們當然聽不出維瓦爾第死在維也納的一個寡婦家裏，臨終一貧如洗。正如我們聽不出他是一個滿臉紅胡須的威尼斯人。
上帝的聲音常借各種各樣的人的表現顯示出來。看到顏真卿的《祭侄稿》、蘇軾的《寒食帖》，誰能相信這是一個“人”所能寫出來的？看到牛頓的古典力學原理和愛因斯坦的相對論，也想不出這是人類大腦的產物。看到喬丹的空中飛行投籃，看到不知作者的漢代說唱陶俑、看到嬰兒甜美的微笑，我們驚訝這一切美好是怎樣造成的。仿佛在人的力量後麵還有更有力而完善的力量的存在。這僅僅是人。而在動物領域，豹的美麗使我們想問：是什麼使你如此美麗？美麗的還有蝴蝶、甲蟲、毛絨絨的雞雛和手掌式的樹葉。人們每天都可以看到和聽到切實的奇跡。不妨說，上帝把它的神奇分散於斯。包括隨手拈起一小捏兒，放在維瓦爾第的身上。這一小捏兒在維瓦爾第心裏儲存了四十七年之後，變成了《四季》的“春”。雖然維氏說這是獻給波希米亞伯爵W。馮·莫爾津的，這一獻禮共有十二部協奏曲，號稱《和聲與創意的嚐試》。而且，維氏在《四季》前寫了四首不倫不類的十四行詩。事實上，“春”的扉頁應該寫上獻給上帝，即把上帝的東西還給了上帝，它在維氏懷裏揣了四十七年。
上帝並不特別偏愛藝術家，雖然有人說它好像偏愛過莫紮特。一種神的聲音，或真理的聲音可以從兒童的筆、老百姓的表達、甚至一個你不喜歡的人的嘴裏說出來。譬如一個人在對一件無可挽回的痛事進行追悔的時候，腦海裏突然會冒出某年某日某人的忠告或者說規勸。這種忠告往往由於忠告者的平淡無奇而被當事人所漠然，最終卻“不幸而言中”，仿佛奇跡。這就是我想說的“上帝假他人之口示諭”。所謂“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也是這個意思。上帝的詞語不會以社論、閃電或電視晚會主持人朗誦的方式出現在我們耳邊，它慣於挑一些卑賤者完成這一項使命。我還想把它稱為“跡象”。萬事皆變，萬變皆有跡象。人的愚鈍過錯，蠢思惡行皆因為沒有注意到這種“詞語”的示現，即“跡象”。有時候，一個人走著，被熟人看到，說“哎呀，你最近不大好吧？”此人正被一種潛在的痛症所困擾，而他的熟人也不是醫生。那麼，事情的性質竟被那人說中了，而且他說的竟被各種複雜的儀器所驗證。這不是什麼奇跡，隻是任何一個事物在周圍散發出的自己變化的跡象。當地震可以引起雞鳴狗吠，而人麻木無知時，我想，在這個問題上，難道人比雞犬還笨嗎？我們慣於讓事情有一個統一的答案，囫圇信之，然後心安。用進化論解釋人，用藥解釋細菌，用分子結構解釋化學，用愛情解釋男女，用階級鬥爭或市場經濟學說解釋社會，用鳥鳴或水流解釋樂曲，用主題解釋作品，用語言解釋心靈。所以我相信，人有可能常常比狗犬愚笨。如果雞犬大腦神經元的計算速度和內存量和人相同的話，不會像人類這麼令人失望。驕橫、傲慢、欺詐、自私、虛偽、殘酷，是我在四十年的時光中所看到的人類的最明顯的特征。當然我也看到和感受到人的仁慈、純潔、誠實、信任、寬厚和才智。有時——我拿不準可不可以這樣說——覺得自己是混跡人群當中其他物種的一個觀察員，譬如昆蟲、鳥類和小型食草動物派來的觀察員。用動物的眼光觀察人類，似乎看到更多的東西。我對那些憤言造勢，“以人為本”，用人或文人的不可一世的氣概發出種種宣言的人物猶有觀察興趣，看他們怎麼暴露他個人以及一個人所能達到的愚蠢。
我不知道誰能來拯救他和他們。
三
雪化了，淌水如急箭在向陽的樓簷飛瀉而下。馬路對麵的背陰處，白雪依然矜持隆重地堆積。這景象若讓南方人看到，會詫異：你們北方人的生活多有詩意。積水的牆角，拉拉蔓和婆婆丁悄悄晾曬今年的新綠衣，春分了，雖然白雪沒頭沒腦地一降再降。碧桃樹的枝木開始漲紅，褐紫的老樹皮裏透出新鮮的紅暈，你還不好意思了。春天、沒什麼不好意思。過幾日，碧桃樹就要滿枝繁花，出這麼大的風頭，心裏總要鬥爭一番。婆婆丁的葉子和去年一樣，沒有新的改進，像一根淩亂的孔雀羽毛，缺頂端的那隻藍色獨眼。
草們出來，是聽到了誰的歌聲？已經有證據表明，在人耳所能接受的波長之外，世上還有許許多多的聲音。草是草的歌聲所喚醒的。那是清脆的、碎片式的，嘻嘻哈哈的歌聲，像小孩站在岸上往水裏擲冰。昨天我在電視的慢鏡頭裏看到石子落水激起的波瀾，宛如一個歐陸的王冠，圓而外溢，轉瞬即逝。草聽到了曬太陽的吆喝，探出頭，它看到明晃晃的一切。它記憶不好，把去年的事情全忘記了，以為重新誕生，於是大喜。一切在它麵前都是高大的，灌木高聳入雲，螞蟻像恐龍一樣疾走，老鼠的皮毛散發臭味。草感到世界靜悄悄的，因為它聽不到人與汽車發出的聲波。多麼安靜，全世界都是草的歌聲，樹的聲音含混，像管風琴，聽不真切。人類幹張嘴發不出聲音，像在互相模仿。而且，草認為人與人的區別隻是鞋的區別。草看不到人的臉、乳房或屁股，但看到他們穿著各種各樣的鞋，發亮或發臭。草喜歡蜜蜂的臉，它的眼睛像玻璃幕牆一樣雅致。毛蟲從草的身旁經過，這是一列二十多個車廂的金色火車，安靜柔軟。它們的毛比蒲公英還要多，每一根都閃光。
有一次我躺在胡四台的草地上聽CD。陽光照在臉上，然後順鼻側流進脖子裏，困。鼻子灌滿草香之後，思想就停止了。因此蒙古人當中出不來什麼哲學家。僅有的哲學家艾思奇還是雲南的蒙古人。草香帶著睡意像多米諾骨牌一樣在血管裏四處坍塌，此刻，音樂反而澄明了，仿佛樂器的錄音位置更加清晰，錄音間也更加寬大。弦樂器和管樂器像山洞裏的鍾乳石一樣從空中懸下，無人演奏，自動發聲。我把隨身聽的兩個耳機分別貼在兩株草的葉子上，它們相距一米。如果有一種適用於草的心電圖即示波器，給它們安上，草氏的生物電波一定會激顫。“中亞細亞的草原上，鮑羅丁。”我向它們報幕。中亞一細亞草原上，中一亞細亞的草原上。這是兩種斷句方式，我都向草說了，兩株草為什麼沒有翩翩起舞？你們不喜歡鮑羅丁是一位化學家嗎？他的博士論文叫做《砷與硫酸的類比》。小提琴的泛音從高音區舒緩而來，環繞在胡四台的草葉上，草葉旁邊堆積著風幹了的像草紙一樣的牛糞。這是俄國主題，按鮑羅丁的說法，是一支衛兵守護下的俄國商隊寂寞地走過沙漠。沙漠的上空，星星下垂，無比明亮，盯著駱駝的腳步。撥弦是馬的蹄音。豎笛和法國號相繼奏出一首俄羅斯民歌的旋律，然後英國管吹出哀婉的東方主題。次第，兩隻小號重現俄羅斯主題，大提琴和豎琴重現東方旋律。最後它們融為一體，小提琴和長笛代表俄國，巴鬆和小號代表東方。專家說，這意味著格迪安尼舒裏伯爵與一位醫生妻子的交通，鮑羅丁的問世就是格魯吉亞與俄羅斯血統的融合。
我曾經想，草葉在鮑羅丁音樂的催化下，會不會發生奇異的變化。譬如像發條一樣卷曲起來，或者顏色一點點變為透明的海藍色、高級灰、富有中亞色彩的土紅。胡四台沒有什麼像樣的山，在當地人的語言裏，沒有“WOLA”（山峰）這個詞，隻有“MANGHA”（沙丘）。MANCHA假裝是山，也逶迤起伏。風把山脊裝飾出剃刀一樣的刃，帶著淺藍的陰影，遠看柔美金黃。從我大伯的後窗戶望去，沙丘像一隻抬起鼻子噴水的大象。象鼻子下麵的湖裏，不知藏伏多少天鵝蛋、野鴨蛋和水蛇。我想，如果用村裏的大喇叭高聲放送《在中亞細亞草原上》或拉赫瑪尼諾夫的《第二鋼琴協奏曲》，該是何等景象！走路一拐一拐背著手的蒙古牧人站住腳，抬頭思索，如嗅空氣中的異味。雙手沾著玉米麵的婦人抗議管大喇叭的人是瘋子。低頭吃草的馬兒警覺地豎起尖耳。音樂像雨水一樣，迅速灑在胡四台的每一樣東西上，包括牛車的轅木和殺豬的門板上，鑽進蜥蜴的耳朵和我嫂子裝錢的紅箱子裏。她每次開箱子都很激動，把人攆出去。在一串鑰匙中找出最珍貴的那個，啪嗒，阿裏巴巴的箱子蓋仰在牆壁上，露出白茬。她的錢夾在蒙古文雜誌“CHAOLEMONC”（啟明星）裏麵，這是內蒙人民出版社發行的大型文學季刊。錢，每隔五六頁夾一張，五十或一百元的。統共十來張。十元以下的錢是進不了“CHAOLEMONC”的，勒在我嫂子的小細腰上。那時候，你會看到胡四台有些變樣了，雖然土屋、羊圈和公路一如舊時，但空氣中飛翔著古典音樂，像下雪一樣。這是趕也不走的。
（這時，窗外的馬路上，一個騎車的警察單腳支地，用筆在本子上記。看這邊一次，看馬路那邊兩次。駝背離異的女理發師在兩棵樹間拉一根繩，掛上花花綠綠的搓澡巾。她抄手探頭，看警察本子，警察像瓢蟲一樣飛走了。她以為警察在畫樓玩。音響這時播放莫紮特的《驛站小夜曲》——維也納愛樂樂團，伯姆指揮。弗雷德說，此曲述說大學生離開薩爾茨堡，奔走四方。）上個月，我寫過一篇愚蠢的文章，說“雪花無聲無息地落下來，有如歌劇的序幕”雲雲。我以為雪花沒有聲音是它的質量太輕了。前不久，國外有兩個比我高明的人在下雪的時候爬到房頂上，用麥克風吸納雪花的“聲音”，然後接到示波器上。他們發現，雪花的“聲音”是非常尖銳的，像救火車一樣，但這種高頻我們聽不到。上帝並沒有把所有的能力賦予人，也留了個心眼。然而人的基本觀念卻是：人是無所不能的。從文藝複興以來，對“人”的喧囂以及本世紀以來科技的進步，使人無比膨脹。雪花的飄落聲是尖銳的？像開花一樣“吱吱”的，像蝙蝠或燕子的叫聲一樣？我看著窗外的雪，覺得不可思議。如果人們可以聽到，那麼滿街都是捂耳奔跑的人。科學家則要研究如何降低雪的噪聲。雪下牆角卻有膽大的小草伸展枝葉，這真是令人非常滿意的事情。拉拉蔓能聽到雪的尖叫嗎？閉嘴！你們這些輕浮的雪。婆婆丁說，我的葉子很像泰國國王侍衛手裏拿的大羽毛，國王的女兒翻譯了一百多首中國古詩，腿很粗，相貌如同鄉村教師。季羨林參加了她的頒獎儀式。
拉拉蔓的根是雪白雪白的，像野雞胸脯的肉絲那麼白，一嚼有點辣，這是我小時候最喜愛的食品之一，之二是榆樹皮，粘而甜與滑溜，真應該獻給中央領導嚐一嚐，新鮮。在盟體育場，有無數拉拉蔓，六瓣葉子像小芭蕉。我們挖。那時遊泳池的音樂體現藏人風情，遠飛的大啊雁安安安安，請嗯你衣快快飛，真是這麼回事。我們看一眼藍天，用玻璃碴子接著挖，嚼，別怕沙子。空曠的體育場，聽音樂，挖拉拉蔓，多好。我一二年級的時候，朋友都是女同學。我們班的蘇婭、木婭、陶婭，她們的爸都給她們往婭上起名。還有佟愛蘭和烏愛華。烏愛華她爸是公安大隊長，陶婭她爸是盟長。我挖到一根，給她們看，她們說我看看，看完還給我。她們挖到也給我看。我們貪婪無邪，笑嘻嘻的。不要把書包丟了，也不要在奔跑中把文具盒顛散了餡。如果在今天，我請其中一婭到家，聽勃拉姆斯，會意處相視一笑，是決無可能的。一對四十多歲的男女臉對臉地笑，咱不說這是否難堪，屬實有如不軌。歲月剝奪我們多少快樂。聽勃拉姆斯與莫紮特隻能一個人聽——有時音樂裏有如密語，常常說出一個人內心的矛盾衝突。人這時候攤開了，像躺在手術台上。這是最脆弱的一刻，突然發現身邊還有一個人，令人緊張。兩個人相處的時候，不能放交響樂。
我常常從古典音樂中感受到人的卑微和人的可恥。這種感受從依貢·席勒的畫裏可以看出來。席勒畫出了人對性的依賴。也就是，人在性麵前是下作甚至卑劣的。動物學家十分困惑人為什麼沒有發情期的限製，女人的一生大約有四十年的時間每個月都在排卵，男人在睾丸酮的支持下每時每刻都在生成精子。這在哺乳類動物中是不可思議的事情。你可以說這是奇跡，也可以說恐怖。我們為睾丸酮害苦了，這種由CHOL（膽固酵）合成的促進性欲的激素把人們折騰得悲歡離合。古人不識睾丸酮，就說“情為何物”。
我多想像動物一樣寧靜，鶴用一條腿長久地佇立在河邊，女亦無所思，女亦無所憶。我們不能。實在說，人的一生有十年的發情期，每半年有一個月就足夠了，餘下的時間我們好好享受生活。席勒常常用飛快的速度，鐵絲般糾結幹澀的線條畫裸女速寫，畫完在私處用橙色重抹一筆。我驚訝於他這一筆。橙色是他這類鋼筆速寫中惟一的色彩。其觸目有一點點色情的意味。但更多的，我們看出了席勒內心的衝突，也就是所謂“情為何物”。我們明明白白看到了一個女陰，卻不能理解它，為之癲狂乃至折磨。席勒畫出了人的可恥，這是妨礙人類純潔上升的一塊下墜的石頭。席勒袒示了自己的激動、緊張、無奈和憂傷。
體育場看台是一個俄國式的尖頂，青瓦，木簷刷著綠漆。簷上等距離畫著一個又一個的蘋果，蘋果的柄向左或右傾斜。我無數次夢見了這些蘋果，在我童年，蘋果畫在如此之高需要仰視的地方，長久地凝視它們，忘記了手裏攥著的拉拉蔓。在我回憶這些往事的時候，有些懷疑它的真實，是那樣嗎？不會是大腦從電影、書裏和別人的敘說中拷貝出來的吧？但這些事情在被回憶的時候，像帶著一種味道。每一種往事在被儲存在記憶裏之後，都被注入一種味道。童年所有美好的記憶，對現在的我來說都有一種莫紮特的味道，這有些高攀了，我聽莫紮特隻有十來年的時間。它的空靈，若有若無，以及甜蜜背後的憂傷，像一條河流，飄著我的往事。莫紮特的音樂好像沒有“思想”。什麼是思想呢？在音樂中的“思想”，無論馬勒、肖斯塔科維奇，是把一種我們稱之為“深度”的情緒傳達給我們，如峽穀、絕壁和湍流。那麼莫紮特，特別是巴赫，是從天空俯視大地。自天下看，已經看不出山的高聳與險峻，一切都是柔和、勻稱、廣闊與平靜的，這時沒有“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