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馬文化是多元的。從曆史上來看，古代中國一直都是一個多民族共存、多元文化共存的國家。首先是共存，其後才談得上民族間的相互交流與影響。單就馬文化而言，這種文化的多元性也是顯而易見的。古代中國漢族以外的其他一些民族，特別是北方遊牧民族，被稱為“馬背上的民族”或“騎馬民族”，他們也創造了輝煌燦爛的馬文化，而且就某些方麵而言，可以說是超過了漢族。漢族先民在青銅時代的商周時期曾有過一段輝煌的馬文化曆史，但自秦始皇將他的兵馬帶入地下以後，就開始走向衰落了，乃至漢唐諸代，不得不以戰爭或貿易等手段從他族獲取馬匹。而此前、此時或此後興起的北方遊牧民族，正處於遊牧文化的上升期，他們創造的畜牧文明包括馬文化大大豐富了中國文化的內涵。
石器時代馬遺跡的廣泛發現，說明人類很早就與馬打交道了。人類與馬共處，以馬為狩獵對象，以馬為食物，甚至用馬骨製作工具，最後發展到馴服、畜養馬匹，取得了相當高的文化成就。
青銅時代是馬文化的高峰。我國青銅時代一般以河南偃師二裏頭文化為始，到鐵器時代到來為止，相當於文獻記載的夏商周三代。青銅時代的文化，在某種意義上說，可以用“金戈鐵馬”來作為代表。世界上許多文明古國如古巴比倫、古希臘、古羅馬在這一曆史時期都創造了高度發達的以青銅兵器為主的青銅文化，同時由於戰爭的需要，馬已經被廣泛使用，也將馬文化推向了一個新的高峰。
（一）夏――“相土作乘馬”
夏代已經有了養馬業。在河南偃師二裏頭文化遺址中，曾發現有馬骨遺存，這表明夏代已經開始養馬了。古代文獻中也有一些有關夏代車馬的記載。《世本?作篇》中有“相土作乘馬”之記述，《荀子?解蔽篇》、《呂氏春秋?勿躬篇》也有類似的記載。相土是商始祖契之孫，“作乘馬”，就是用馬駕車。根據這條記載，可知在夏代初年的商族人已經發明了馬車。馬車是馬和車結合的產物，其前提是要有可供役使的家馬和車的發明使用。相土作乘馬，說明車和馬在當時已經大量使用。關於造車，古人還有一說，即“奚仲造車”。因為奚仲是夏朝的車正，是主管馬車製作的官吏，所以人們又把造車的功勞記在了他的頭上。夏代的軍事戰爭中經常使用馬和馬車，戰爭方式以車戰為主，有關內容詳見本書第五章。
（二）商――“革車三百乘”
商代的養馬業不論從出土文物還是文獻記載來看，都是極其興盛的。
商族的祖先，就以從事畜牧業而著稱。商的祖先曾多次遷居，《史記?殷本紀》：“自契至湯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帝盤庚之時，殷已都河北，盤庚渡河南，複居成湯之故居，乃五遷，無定處”。這種頻繁的遷移正說明他們仍然保持濃厚的遊牧生活傳統。傳說相土作乘馬，王亥作服牛。相土為契之孫，其在位時，商的勢力進一步發展。《詩?商頌?長發》：“相土烈烈，海外有截。”據《世本》記載，“相土作乘馬”，“胲《即王亥》作服牛”。作乘馬就是用馬駕車，作服牛就是駕牛以載重或用牛拉車。商人遷殷之後，農業漸興，但畜牧業在商人的經濟生活中仍然占據重要地位。在安陽殷墟前15次發掘出的動物骨骼就有6000餘件，含哺乳動物29種，其中100具以上的就有馬、兔、熊等8種，馬是商人的重要役畜，在商代社會的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中都發揮著重要作用。
殷墟甲骨文是商代文化的一個代表，通過甲骨文可以窺測到商代文化的基本概貌。甲骨文中保存了不少關於商代的馬和養馬業的史料，王宇信先生曾撰寫《商代的馬和養馬業》一文，就是根據甲骨文中的材料，探討商代的馬和養馬業情況的。殷墟甲骨文中已經出現了“馬”字，像馬之全身之形。馬在商代被視為一種珍貴的牲畜。甲骨文中有一用“金”字表示馬色的字――?，即金（銅）色的馬。商代是青銅時代文化的高峰。青銅主要用於鑄造華美莊嚴的禮器、樂器和兵器等，這些器具在人們的心目中顯得極為尊貴。久而久之，青銅的顏色也被賦予了珍貴的意義。?，即表示銅色的馬。用銅的顏色――“金”來表示馬色，說明馬在商代是一種比較珍貴的役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