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時期，各諸侯國彼此征戰，戰車發揮了巨大功用，車戰達到了極盛。《左傳》中多有關於春秋時期各國進行車戰的記載。大國有車千乘已不足為奇。僖公二十八年城濮之戰，晉國一次就出動兵車七百乘。昭公十三年，晉治兵邾南，出車四千乘。甚至一些小國也有數量可觀的戰車，如昭公八年載魯國有“車千乘”，哀公七年載邾國“賦（貢賦）六百乘”。戰車的多少成了衡量國力的標誌。
車戰發展到戰國時期，並沒有隨著騎兵的出現而走向衰落，而是車戰與騎戰並存。因為車戰是傳統戰爭方式，新出現的騎兵還沒有在中原普及，中原騎兵的騎術還不甚高，因此戰國時期雖然中原地區已經出現騎兵，但並沒有取代車戰。趙國大將李牧編組的軍隊，仍把戰車列在騎兵、步兵的前麵。許多地區，包括較早出現騎兵的秦國，也還主要以車戰為主，並且一直持續到秦統一以後。
秦國是戰國七雄之首，有車千乘，騎萬匹，卒百萬。秦所以並吞六國，一統天下，在很大程度上得力於強大的軍事。秦始皇陵一、二、三號兵馬俑坑內埋藏的大量戰車、騎兵俑和步兵俑，就是秦國強大軍隊的一個縮影。從秦始皇陵兵馬俑坑出土的戰車情況來看，秦代的車戰並沒有減退的跡象，似乎還很興盛。
秦始皇陵一、二、三號兵馬俑坑內已經清理出20輛戰車，均為木製。因火焚和坍塌，俑坑出土的車跡已經十分淩亂，考古工作者對其進行綜合考察研究後，基本將秦車複原。學者們將秦代戰車與殷周及春秋戰國車馬坑出土的戰車加以比較，發現秦代戰車有許多不同於前代的特點：車轅較長；輪輻增多；車輿增大，車軸短，軌距較小；無蓋；戰車各部分比例多與《考工記》所載相合。這隻是目前已經發掘出來的戰車情況。秦始皇兵馬俑坑內埋有多少戰車，因目前發掘工作還沒有完全展開，隻能根據已發掘的部分材料推算。據學者們研究和推算，三個兵馬俑坑內總共約有戰車130餘輛，駕車的陶馬500餘匹，騎兵的鞍馬116匹，車兵、騎兵和步兵等各類武士俑7000餘個。這些戰車、車兵、騎兵和步兵組成一個龐大的地下軍陣。從兵馬俑坑中的戰車情況來看，秦統一的過程中和統一後，車戰仍是一種重要的作戰方式。
秦代車戰情況還可從秦末農民起義中看出。陳勝吳廣揭竿而起後起義隊伍不斷發展壯大，當起義軍攻打到陳地時，已經達到“車六七百乘，騎千餘”。劉邦項羽的隊伍中雖已有騎兵，但車兵仍為主，如劉邦手下的夏侯嬰就是車戰部隊的將領。這種情形一直持續到漢初。文景之時出擊匈奴，也是車騎並重，直到漢武帝時，騎兵才成為部隊主力。
關於古代戰車上的乘員、武器裝備和指揮係統情況，在文獻中也有一定記載。一般是一乘戰車有三名乘員，主將在左，禦者居中，右為“戎右”。《左傳?成公二年》：《齊晉鞍之戰》“邴夏禦齊侯，逢醜父為右”；晉國主將解張，“禦?克，鄭丘緩為右”。據學者們根據商周考古材料研究，這種乘製在商周時期普遍存在。車上乘員所使用的武器有遠射、格鬥、衛體三類，遠射的有弓矢、銅鏃、石鏃等，用來格鬥的有戈、矛、戟等，用於衛體的有馬頭刀等。此外還有防禦性的護體裝備如甲胄和盾牌等。戰車的指揮係統安置在主將和各級將領的車上，有戰旗、戰鼓等，戰旗建於車後，其他戰車跟著主將的鼓聲向前衝鋒。每輛戰車還配備一定數量的徒兵配合作戰。先秦車戰，主要采取一線橫列作戰，雙方格鬥主要在兩車錯轂時進行，一旦馬傷車毀，戰鬥即告結束。屈原《楚辭?國殤》中曾對古代車戰有著精彩的描寫：
操吳戈兮披犀甲，車錯轂兮短兵接。
旌蔽日兮敵若雲，矢交墜兮士爭先。
淩餘陣兮躐餘行，左驂殪兮右刃傷。
霾兩輪兮縶四馬，援玉桴兮擊鳴鼓。
天時懟兮威靈怒，嚴殺盡兮棄原野。
出不入兮往不返，平原忽兮路超遠。
帶長劍兮挾秦弓，首身離兮心不懲。
誠既勇兮又以武，終剛強兮不可淩。
身既死兮神以靈，子魂魄兮為鬼雄。
（二）騎兵與騎戰
騎兵是古代軍事戰爭中最靈活最具戰鬥力的兵種。中國騎兵有著悠久的曆史。但目前對中原地區騎兵的最早起源尚有種種不同的看法。傳統看法是，我國的第一支騎兵是在戰國時期趙武靈王“胡服騎射”以後才有的；也有人認為騎兵的產生比此時要早，大約開始於春秋戰國之交；更有人認為，中國最早的騎兵在春秋時期秦穆公時就已經出現了，遠遠早於趙武靈王的胡服騎射，比春秋戰國之交也要早一個半世紀左右。前二說從者甚眾，比較獨特的說法為第三種，即疇騎為我國最早騎兵說。
王曉天認為，春秋時期秦穆公的“疇騎”，是中國史上最早的騎兵。“疇騎”一詞見於《韓非子?十過》：晉公子重耳流亡至秦，秦穆公與群臣商議後，決定幫助重耳歸晉，“公因起卒，革車五百乘，疇騎二千，步卒五萬，輔重耳人之於晉，立為晉君。”舊注對“疇騎”的解釋多認為是“同一規格的馬”。但王曉天以古人釋“疇”有世代承傳之意，認為“疇騎”應釋為“世世傳習騎術者”。並說，古多世業，父子相傳，兄弟相及。在騎兵剛剛出現的時候，騎術是一種比較特殊的軍事技術，因而成為“世世相傳之業”。秦穆公以武力助重耳入晉，一次派“疇騎”二千，這裏的疇騎不是單個的騎馬者，而是具有軍事意義的中國曆史上最早的騎兵。
王說頗給人耳目一新之感，但也有幾點令人疑惑之處。所謂“疇騎”為何不見於先秦史書記載？我們當然不能說史書沒有記載的東西曆史上就一定不存在。但眾所周知，秦穆公是春秋五霸之一，不論在當時還是在後世都產生了重要影響，他的一言一行都為史家們所關注。先秦史籍對各諸侯國之間的征戰極其關注，對戰爭的記載也頗為詳盡，為何對騎兵的出現這樣一件與秦穆公這個有重要影響的人物有關的、在戰爭史上又是新出現的大事無動於衷？疇騎既然是秦國“世世傳習騎術者”“父子相傳，兄弟相及”的“古之世業”，就應當具有很大的保守性，不肯輕易外傳，“秘密武器”怎會輕易暴露？就算是秦穆公為輔助重耳不惜拋出秘密武器，為何不見秦穆公在其他戰事中使用“疇騎”？“疇騎”最早見於《韓非子》，如果韓非子搞錯了怎麼辦？雖然王說尚有種種疑點，但仍不失為一家之言。特別是他對秦國可能較早出現騎兵的分析還是有道理的。
認為春秋時期中原華夏族出現騎兵者的主要證據是前文已引過的《左傳》中的兩句話，即“左師見夫人之步馬者”和“左師展將以公乘馬而歸”。對《左傳》中的這兩條記載人們有不同的理解。“步馬”為遛馬之意，遛馬則可牽可騎，姑且算騎。“乘馬而歸”，宋翔鳳《過庭錄》卷九：“乘讀去聲，言以車一乘歸魯。”楊伯峻《春秋左傳注》認為“宋說較近事實”。“乘馬”二字在先秦文獻中多釋為用馬駕車，如相土作乘馬，人們都理解為相土發明了以馬引車，而不作相土發明了騎乘這樣的理解。但杜預注曰：“乘如字，騎馬也。”杜預所以這樣解釋，也許跟他的戎馬生涯經曆的潛在影響有關，姑且也算是騎馬。僅憑這兩條有爭議的記載，隻能推知，春秋時期已有個別人騎馬，但不能將其廣而推之，認為此時已經有了騎兵。騎兵作為一個兵種的出現是需要具備許多條件的，不能把根據這兩條有爭議的材料作出的帶有推測性的結論（春秋時期有個別人會騎馬）放大為春秋時期就有了騎兵。《左傳》是記載春秋時期各國軍事和社會生活的重要曆史文獻，其曆史價值極高。如果當時真的有騎兵出現，不可能隻是含糊地記這兩句。如果當時哪個諸侯國軍隊中有騎兵並用之作戰，更不可能忽略不記。試想，連遛馬都要提一句，為什麼卻不記騎馬作戰？要知道，善於記錄和描寫戰爭可是《左傳》的一個最突出的特點啊。難道這是“微言大義”不成？隻憑這兩則材料而認為騎兵始於春秋，這種說法實際上是混淆了個別人的騎乘和騎兵這兩個不同的概念，雖然是好心，想把騎兵出現的時間往前提提，並力圖擺脫騎兵的產生受外族影響的影子，但留給人的卻是個令人難以信服的結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