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與古代的政治、經濟有著密切的關係。馬在生產、交通、軍事等方麵的重要作用，使其不可能不滲透到政治領域和經濟生活中去，從而構成了馬文化中的製度文化和經濟文化。曆代的馬政製度和馬貿易就屬於這一範疇的文化現象。
所謂馬政，就是與馬有關的行政或政治製度。馬匹的多少在某種程度上決定著國家的興衰，因而曆代統治者都十分重視馬政。幾乎所有的統治者都設立過與馬有關的官職，頒布過牧養、征集馬匹的政令，有的還采取購買、刷括等手段增加馬匹。因為馬而產生了一大批官僚政客，因為馬而設立了許多衙門機構，也因為馬而形成了諸多法令條文。這一特點，為其他動物所無或少。除“牛政”在文獻中尚能見到外，很難發現有“羊政”、“雞政”、“狗政”、“豬政”之類的記載。畜類動物中，唯有“馬政”發達，說明馬在社會生活和人們心目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曆代馬政對維護鞏固統治者的統治地位起了重要作用，但對普通百姓來說，則往往是暴政。
我國古代的養馬業，從一開始就處在國家政權的直接控製之下，其管理機構成為國家機器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有關古代的“馬政”，在《周禮》等古代文獻以及各代史書的《職官誌》中多有記載。
中國古代的馬政，當始於商代。青銅時代是馬文化的高峰，而商代正處於這一高峰上。馬在商代的軍事生活、精神生活、娛樂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商代統治者祭祀、田獵、出行、作戰等都離不開馬。馬匹數量的多寡直接影響到戰爭的勝負乃至國家的興衰。商代統治者對養馬業特別重視，設有專司養馬的馬小臣。“馬小臣”一詞在甲骨文中多次出現（如粹1152和粹1156）。這裏的馬小臣就是專司養馬的官吏，主要負責管理商王馬匹事宜。商代馬小臣一職的設立，開後代馬政之先。
周代的馬政可從《周禮》、《禮記》等書中得到較為詳盡的了解。《禮記?月令》：“（季秋之月）天子乃教於田獵，以習五戎，班馬政。”這裏已經提到了馬政。孔穎達疏：“班馬政者，謂班布乘馬之政令。”《周禮?夏官?司馬》記有校人、趣馬、巫馬、牧師、度人、圉師、圉人等職：
校人掌王馬之政。
趣馬掌讚正良馬而齊其飲食。
巫馬掌養疾馬而乘治之，相醫而藥攻馬疾。
牧師掌牧地，皆有厲禁而頒之。
?人掌十有二閑之政教，以阜馬、佚特、教?、攻駒，及祭馬祖，祭閑之先牧，及執駒、散馬耳、圉馬。
圉師掌教圉人養馬，春除蓐、釁廄、始牧；夏?馬；冬獻馬。
圉人掌養馬芻牧之事，以役圉師；凡賓客、喪紀，牽馬入陳。
這些官職，主要掌管馬的教養、乘禦、醫疾等，分工較為詳細。春秋時期有“校正”、“馬正”等職。分別出自《左傳?襄公九年》和《左傳?襄公廿三年》，也是專司養馬的官吏。
秦統一前各國也都有自己的馬政。因為在諸國爭雄的年代，作為國力象征的車駕和馬匹如果不進行專門管理，就可能在戰爭中處於失敗地位。如趙國就曾實行過籍馬法和賦馬法。就連地處傳統的少馬地區的楚國也都很注重馬政。據學者們研究，楚國曆史上曾經實行過三種括馬的方法，即獻馬法（以獻貢的形式向附庸者、貴族和國人征用馬匹）、籍馬法（征用裏社公養的馬匹，用後返還裏社）和賦馬法（以賦斂的形式征用馬匹，征而不還），從而使楚國的養馬數量在春秋戰國時期名列前茅。楚國所以能長期與強秦抗衡，馬源豐富也是一個重要因素。而秦國最終能夠一統天下，如果沒有強大的軍隊，沒有為數眾多的馬匹和相應的馬匹管理製度，也是不可能的。
秦漢時期，中國的馬政製度開始逐漸完善。秦王朝建立後，馬政由九卿之一的“太仆”總領，然其下屬機構已不可詳考，可能有廄苑之類的機構。秦始皇陵馬廄坑中的陶製器皿上多刻有“左廄”、“中廄”、“宮廄”等字樣，雲夢秦簡中也有“其大廄、中廄、宮廄馬牛也”之記載。除了廄，還有苑，秦簡中有“廄苑律”、“禁苑”、“公牛馬苑”等。這些廄苑已不單是飼養馬匹的地方，而是一種馬政機構的官署。
漢代出於鞏固國防和對外戰爭的需要，極其重視馬政建設。太仆主持馬政，京都有“天子六廄”（京城設有六所皇家馬苑），邊郡有執掌36所牧場的六牧師苑令，從璽印材料可以見出，各郡縣還有負責馬政的“馬丞”。漢代馬政法令也比較多：蕭何作“漢律九章，創加廄律”；呂後時曾禁止母馬等母畜外流；晁錯曾製定以免役的辦法鼓勵民間養馬的“馬複令”；衛綰曾建議禁止高5尺9寸、10歲以下的馬匹出境（馬弩關）等等。這些法令的頒布和實施，使漢代馬源總體來說比較充足。但有時因窮兵黷武，馬匹銳減，不得不采取一些臨時措施，如漢武帝時采取了提高馬價、由郡國調馬、從民貸馬、賣爵得馬、民養官馬、亭養母馬、籍吏民馬等措施，甚至不惜發動侵略戰爭，從大宛掠取良馬。漢代馬政情況，在《史記?平準書》、《漢書?食貨誌》、《漢書?百官公卿表》、《後漢書?百官誌》、《文獻通考》中多有記載，上述內容即主要引自這些文獻。此外，在漢代的璽印、瓦當中也有這方麵的資料，如璽印中多發現有“馬丞”字樣，《金石粹編》卷二二及《金石索》卷六所收案瓦中有“馬甲天下”、“六畜蕃息”兩瓦，這些資料說明漢代對馬和馬政極為重視。需要說明的是，漢代的馬政在不同時期也有著不同的變化。漢武帝時期，馬政建設達到了高峰。西漢後期政治黑暗，統治者昏庸奢靡，百姓饑饉，士馬羸弱，皇帝和宗室貴族一方麵沉溺於聲色狗馬中，另一方麵卻大量裁減邊郡馬苑，馬匹來源銳減，馬政不興。至東漢雖然有所改變，但遠遠不及武帝時代。《玉海》卷一四九：“及東漢晉魏，國馬淩夷，不可複逮武帝時矣！”由於最高統治者的更替、政治的黑暗與清明、對外關係的變化、國防政策的調整等因素的影響，馬政也相應地發生變化，有盛有衰。以後各代也是如此。
魏晉南北朝時期是中國曆史上各民族文化大衝撞、大交融時期。南北各地先後出現了許多政權，這些政權為鞏固自己的統治也都很注重馬政。三國時期的魏及代魏並統一全國的晉，都設有太仆卿，管理馬政。北朝政權多為遊牧民族建立，重視養馬業是其本來就有的傳統。北魏還提高了太仆卿之職的品級，官秩第二品上。北齊設太仆寺主管車馬畜牧之事，寺下設有署，署下又設有局，形成一個係統的行政機構。北周也模仿周代官製建立了自己的馬政機構。六朝之地屬於傳統的少馬地區，為與北方各政權抗衡，也很注重馬政。六朝時期江左政權為鞏固自己的統治，采取了種種手段擴充馬匹。其馬匹來源是多元的、多渠道的，是內外結合、內外並舉的。對內主要采取各州郡貢獻、民間征調、擄掠蠻馬等手段獲得一定數量的馬匹，但更主要是依靠外部輸入這一渠道，以外交、互市和擄掠等手段從北方諸國、遼東及高句麗、西南蜀地及西北諸國獲得了大量馬匹。這些馬匹盡管沒有最終改變軍事上北強南弱的局麵，但對加強六朝政權的軍事力量，鞏固其內部統治還是起了相當大的作用的。從孫吳立國到隋滅陳統一南北，六朝政權能偏安江左達360多年，馬政措施得力，馬匹數量比較充足，是其中的一個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