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書》記：“韓擒虎，字子通，河南東垣(今新安東)人也，後家新安，拜涼州總管。俄征還京，上宴之內殿，願禮殊厚，無何，其鄰母見擒虎門下儀衛甚盛，有同王者，母異而問之，其中人曰：‘我來迎王。’忽然不見。又有人疾篤，忽驚走至擒虎家曰：‘我欲謁王。’左右問曰：‘何王也?’答曰：‘閻羅王。’擒虎子弟欲撻之，擒虎止之曰：‘生為上柱國，死作閻羅王，斯亦足矣。”(《韓擒虎傳》)這則人鬼相通的傳說，居然能進入正史，究其原因與隋朝大興佛教有關。據說隋文帝便出生於馮翊(今陝西大荔縣)般若尼寺，由智仙尼撫養成人，他尚佛並大力扶持佛教，不難理解。所以隋朝時創立了第一個中國化的天台宗。
天台宗的創始人智頡，其父在梁朝當益陽侯，梁文帝亡國。他自是梁朝遺民中的貴裔，隻好厭家獄(佛徒稱世俗家庭)出家。陳朝時，投名僧慧思門下，並成為繼承人，陳宣帝賞他一個縣的租稅為給養。陳朝滅，陳宣帝下詔問侯。在智顓的主持下，造寺36所，遍布棲霞、靈岩、天台、玉泉四地，造大藏15處，各種質料的佛神造像80萬尊，僧徒14000餘人，親自著書30餘卷，另由弟子記錄的經卷百餘。他的宗旨，便是適應隋朝帝王的需要，將各派調和。由於智頡精通大乘，因而著手於佛教全麵的中國化，印度閻摩被改造成中國的閻王，隻不過是其中一項小工程。加以中國有將曆史人物神化的傳統，凡對新興統治者的有功人物，便很有當候補神的資格。韓擒虎為隋的開國頗有軍功，隋文帝於開皇九年(公元589年)委他以滅陳重任。他親率五百精兵人建康(今江蘇南京)，俘陳後主，因功進位上柱國。死後便順理成章地當了閻王。
第二位，寇準(公元961——1023年)。
字平仲，北宋大臣、名相、華州下邦(今陝西渭南東北)人，為人剛正，敢直言，被宋太宗信重，猶如唐太宗和魏征。當契丹南侵時，群臣驚駭，寇準力排眾議，力主抗遼，請帝親征。真宗采納了他的建議，進駐澶州(今河南濮陽)督戰，與遼訂立了“澶淵之盟”。一度受排擠被罷相，晚年複被起用，複相位；再度被排擠，封萊國公。後甚至被貶於雷州(今廣東海康)，死在那裏。這樣一位賢臣，自是封建社會的清官，很得民心。死後，民間封他當閻王，表達了老百姓的意願。有這樣一則傳說：寇南行時，他的妾逝前說：“妾前世師事仙人為俠。”又說：“吾所不言，恐泄陰理，今欲去，言無害。公當為天下主者，閻浮提王也。”不久，寇準亦故。有一和尚，名王克勤，在曹州境界見寇準騎驢北去。王問他何往，他說：“閻浮提王交政也。”(見《集說詮真》引《琅邪代醉編》)
第三位，範仲淹(公元989—1052年)。
字希文，吳縣(今蘇州吳縣)人，北宋著名的政治家、文學家、改革家。主張改革官製，重視農桑，整頓武備，減輕徭役，體察百姓疾苦，敢直言。他有一句名言流傳至今：“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改革未成功，他自己生前又因直言多次被貶。平日生活儉樸，樂善好施，博愛眾人，名垂青史，人們因他的去世而嗟歎哭泣。有關他當閻王的傳說，見於宋．龔明之的《中吳紀聞》，大意是：有一人逝世前，要求家人給他穿上新衣裳，說是國為要去見範文正(範仲淹)公。家人不理解，便問他：“為何範公尚在冥間。”此人說：“範公本是天人，現在在冥界司生殺之權。那是因為他聰明正直，才能當此官啊!”佛書說，人死五七則見閻王。
第四位，包拯（公元999—1062年）。
字希仁，廬州合肥縣人，北宋時著名清官。對父母十分孝訓，因雙親年邁，辭官不就職，直至雙親相繼亡故，服喪期滿後才赴京師等候調選。他不主張對契丹用財帛議和，認為國家花去許多歲幣銀兩和絲織品，並非禦敵良策。最好的辦法應該加強邊戎，訓練士兵，選擇良將。他常彈劾貪官汙吏，對己亦甚嚴，不虛偽，不附和，不說討人喜歡的話，飲食、衣著、用具皆與平民相近。他治家甚嚴，對家族說：“後代子孫作官，誰若犯了貪贓之罪，放逐後即不能再返家，死後也不能葬於族中的墓地。如果不按我說的去做，便不是我的子孫。”
在民間，包拯最著名的是斷案公正、正確，真正能做到為民伸正義。他判案的故事有的進入正史。他任天長縣知縣不久，有人割了鄰家牛的舌，牛的主人告到縣堂，一時查不出來。包拯說：“回去先把牛宰了，把肉賣了。”不久小偷來誣告牛的主人私自殺牛。因為牛是耕田的，不允許隨便殺。包拯便知道一定是這個人割的牛舌，便把此人的詭計揭穿了。此人不得不服。
民間不但傳說包拯死為閻王，而且還有包公“日斷陽，夜斷陰”的傳說。由於民間本來存在直者、廉潔者、孝道者可當閻王的觀念，包拯是閻王的信仰，較之其他閻王信仰，便更加流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