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意識的發生：對笛卡兒命題的改換
笛卡兒曾經提出過一個在哲學史上著名的命題：我思故我在。這個命題盡管有很大片麵性，但仍不失其在思想史上的意義。在西方，對“我”(人)和對“思”的科學研究正是以笛卡兒為新的起點的。到了德國古典哲學的最後一位代表人物費爾巴哈那裏，終於對自笛卡兒以來關於“思”與人的本質問題的探討做了如下總結：
動物隻有一種單純的生活，人則有一種雙重的生活：在動物，內在生活和外在生活合而為一，人則有一種內在生活和外在生活。人的內在生活是與他的類、他的本質相聯係的生活。人思想，也就是說，他在同自己交談，說話。《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初德國哲學》，商務印書館，1975年，第544頁。
馬克思主義創始人在著手製定新的世界觀之際也正是以對上述論題的繼承為出發點的。在1844年手稿中馬克思寫道：
動物和它的生命活動是直接同一的。動物不把自己同自己的生命活動區別開來。它就是這種生命活動。人則使自己的生命活動本身變成自己的意誌和意識的對象。……有意識的生命活動把人同動物的生命活動直接區別開來。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
不久，馬克思便把對人的本質的探討引向對人類社會的本質及發展規律的探討，提出了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決定精神生活過程的唯物主義曆史觀。隨後，馬克思把畢生的主要精力投入到關於物質生活生產的經濟學研究方麵。恩格斯晚年結合19世紀後半期的科學進展，特別是人類學成果對唯物史觀做了進一步的說明和補充。馬克思主義創始人沒有來得及(在當時似也沒有可能)研究這樣的問題：存在和意識、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在史前人類中是怎樣開始分化和形成的？也就是說，動物的單純生活是怎樣過渡到人類的雙重生活的？更簡明地說，人類意識是如何發生的？“我思”是怎樣開始的？
一個世紀以後的今天，結合新的科學成果，研究和解答上述問題，豐富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的曆史觀和認識論，應成為當代人文科學家的重要議題。
在前麵的考察中我們試圖說明，“思”是從行動開始的。現在我們將進一步說明，把人和動物直接區別開來的不是廣義的“思”，而是能夠把“自己的生命活動本身變成自己的意誌和意識的對象”的符號功能和符號行為。符號行為的出現首次帶來了一種對象化世界，使人能把外在自然和自身的自然變成對象化的存在。符號給“思”帶來了質變，本來和肉體存在交織在一起的行動思維由於有了符號為中介，才開始孕育出脫離肉體動作而獨立出來的可能性，這種可能性隨著符號功能的不斷發展，則必然變成現實。
具體來說，正是在作為符號行為之始的法術舞蹈中，人類才成了人類，才產生出了意識，孕育出了使包括勞動經驗在內的文化信息得以傳遞和交流、得以世代延續的載體。從表麵上看，法術舞蹈是身體的規則動作，這同動物的求偶舞蹈簡直無甚差別。但從實質上看，動物舞蹈出自動物的生理本能，它就是動物單一的生命活動；法術舞蹈是由主體意願內容驅動的，它表現為外在生活的形式，實際上已成為內在生活、精神生活的萌芽。主體通過有目的有意識的動作而意識到自己的對象存在，舞蹈動作本身成為人與自然之間的交際過程，同時又是舞蹈者之間的交際，還是舞蹈者同自己的無聲交談！關於前一種交際的意義已略見上文，而後兩種交際的意義亦不可忽視。因為它們是符號功能和符號行為進一步發展的內部動力。正如延遲模仿和象征性遊戲推動著兒童符號功能向心理表象和語言方向發展，法術舞蹈不斷地把符號行為本身作為對象反饋於自身，內化為新的符號功能，為更高級的符號行為的產生創造主體條件。從這一意義上看，法術舞蹈實為後代一切宗教儀式、宗教觀念的直接源頭。一位早期的人類學家說得好：
野蠻人的宗教與其說是想出來的，不如說是跳出來的。R·馬雷特：《前萬物有靈宗教》，轉引自C·A·托卡列夫《外國民族學史》(中譯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4年，第132頁。
以符號發生理論的透視力來重新考察宗教和思維的起源，我們甚至發現，存在主義者對笛卡兒命題的改換倒是不自覺地包含了富有啟示意義的發生學內涵，曰：“我舞故我在。”
(二)法術思維的發展：階段劃分及外部動力
法術思維不是孤立和靜止的現象，而是隨著符號功能的進展而不斷建構的過程，這個過程可以大致劃分為三個階段。法術性舞蹈是法術思維的低級階段。在這一階段，動物的行動思維轉變為成人的行動思維，問題情境的解決方式是主體意願以幻想實踐(表現為狩獵舞蹈)的形式實現對自然客體的控製。之所以如此，最終應歸因於最早的人類祖先相對低下的實際生產力(控製自然的能力)和當時唯一主要的物質生活方式(狩獵)。
狩獵生活貫穿著整個舊石器時代。由於石器工具的不斷改進和多樣化，原始獵人的生產力水平才逐漸提高。在這一上百萬年的漫長進程中，人類符號功能的發展同人類生產能力的發展是互為因果，同步前進的。“據報道，黑猩猩是惟一有改變天然物能力的動物，如去掉樹的枝杈，來獵取白蟻，近似於工具的製造。但黑猩猩隻是在眼前能獲得結果的場合下，才會這樣做。由於智力的限製，它很少知道過去或未來”。吳汝康：《人類的起源和發展》，科學出版社，1980年，第119頁。這一事實十分耐人尋味。如果說勞動創造了人本身，那麼為什麼黑猩猩的勞動(而且還是使用工具的勞動)不能使它們進化為人呢？
筆者以為，答案就在於有沒有能促使勞動飛躍發展的主體符號功能，而不單單是智力水平的問題。黑猩猩的智力程度在整個靈長類中出類拔萃，但是黑猩猩沒有符號功能，它盡管已使用了二十多個表示不同語義的叫聲信號，但這些信號的使用隻是即時即地的條件反射，不能進行移位性的交際活動。從這一方麵來理解，我們似可看出，為什麼黑猩猩隻能生長在自然必然性所限定的時空中，“很少知道過去或未來”。這樣，黑猩猩使用工具的勞動經驗和技能雖已接近了“準文化信息”的邊緣，卻由於沒有符號載體來傳遞、交流和累積(！)而仍然局限在遺傳信息範疇以內。相比之下，人類卻得天獨厚，除了勞動而外，還獲得了符號功能，正是符號功能使人類得以超越時空的必然限製而得到相對的自由。即以最低等的符號行為——法術舞蹈而言，它事實上已把過去的事物同未來的內容以現在的動作活動連接起來，完成了一次史無前例的抽象。就舞蹈動作的外在形式來看，是對過去的經驗情境的延遲模仿，就舞蹈的目的來看，又是對尚未出現的事物的一種主觀召喚。在舞蹈中，對過去的追憶同對未來的期望實已真正融為一體了。久之，舞蹈實踐勢必內化為心理機製，使人類得享借思維超越時空的特權。有了過去經驗的積累，有了對未來的預見，或者說有了對明天的憂慮，工具的製造和使用才遠遠超出“在眼前能獲得結果的場合”之外，從而獲得“超生物”的飛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