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及“詩言誌”說的誤導中國人關於“詩”的概念是在相對較晚的時候產生的，華夏文明最初的文字符號即甲骨文和金文迄今已譯讀者有數千字，但其中尚未發現有“詩”字存在。
這一事實也許會使許多堅信詩歌起源甚早的人感到失望。不過可以告慰我們的一種推測是：盡管“詩”這個漢字直到西周中期以後方才出現，在西周早期產生的《頌》詩中尚未出現“詩”字，直到效法《頌》而產生的《大雅》中才出現了“詩”字，見《卷阿》、《崧高》及《小雅·巷伯》。但這個字所代表的概念一定產生在前。換言之，在周人采用“詩”這個新造的字來表達它所指代的概念以前，在口頭語言中就早已存在代表同一概念的詞了。這樣，假如我們能夠追索出在詩字產生以前表達詩概念的詞，對於理解中國的“詩”的發生真相也許不無幫助吧。然而這一任務絕非三言兩語所能解決，我擬留待後文中從訓詁學入手做一嚐試。在此之前先引述前賢諸家對“詩”一詞的訓釋闡發，作為研討這一問題的承前啟後之基礎。
古文字學家楊樹達先生1935年寫有《釋詩》一篇短文，常為後人說“詩”字時稱引。文中集中探討了古代訓詁學中“詩即誌”的通訓，高度讚許許慎兼顧形義的解說之功：
《說文三篇上言部》雲：“詩，誌也，誌發於言。(《韻會》引《說文》有此四字，是也，今本脫。)從言，寺聲。”古文作，從言，聲。按誌字從心聲，寺字亦從聲，誌寺古音無二。古文從言，言即言誌也。篆文從言寺，言寺亦言誌也。《書·舜典》曰：“詩言誌。”《禮記·樂記》曰：“詩言其誌也。”……蓋《詩》以言誌為古人通義，故造文者之製字也，即以言誌為文。其以為誌，或以寺為誌，音同假借耳。楊樹達：《釋詩》，《積微居小學金石論叢》(增訂本)，中華書局，1983年，第25—26頁。
楊先生的這一訓釋可以歸結為以下幾個要點。其一“詩”字由“言”與“寺”兩部分構成。其二，“寺”與“誌”、“”古音相同，這三個字可以相互替換、假借為用。其三，“詩”字有兩種古寫法，古文作“”，篆文作“詩”。前者意為“詩言”，後者意為“詩言寺”。其四，“詩言”或“詩言寺”皆為“言誌”之假借。“詩”字的造字本義正反映了後人“詩言誌”的觀點。按照上述解說，《說文》把“詩”字看成形聲字(寺聲)就值得商榷了，造字者分明利用了“言”與“寺”(誌)這兩獨立部分原有的意義，把它們並列組合為一新字，表達“詩言誌”的概念。
楊樹達先生在文字訓詁學方麵被推為現代第一大師參看《積微翁回憶錄》中所記陳寅恪、吳檢齋等學人對楊氏學術造詣的評價。。他在《釋詩》一文問世的前一年發表了一篇重要的文章，題為《形聲字聲中有義略證》，對清代小學家王懷祖、郝蘭皋等人提出，又經近代學者黃承吉、劉師培等人發揮的“形聲字義實寓於聲”之說，再做全麵的事實論證。他揭示了許慎《說文解字》泛說形聲，未能從聲旁中探其造字根源的弊端：“許書說解中雖亦時可窺見語言之根柢，然往往泛為訓釋，令人不知形聲字聲類意義之所存。”楊樹達：《形聲字聲中有義略證》，《積微居小學金石論叢》(增訂本)，中華書局，1983年，第38—39頁。作者在多年的訓詁研究中發現了漢字“以聲聯義之例證數百事”，因而撰文倡導用會意的眼光去看形聲字，在楊氏以前已有不少學者明乎此道，參看殷孟倫：《說文解字形聲條例述補》，《子雲鄉人類稿》，齊魯書社，1985年，第153頁以下。從語源學(Etymology)上去探求古人造字規律。後寫的《釋詩》一文便完全實踐了這訓詁學原則。值得商榷的是，楊先生根據後出典籍中的“詩言誌”之說，反推古文從“”之詩字和篆文從“寺”之詩字皆為從“誌”之假借，倒不如把“詩言誌”之說看成從或從寺之詩字的衍生物。換句話說，“誌”當是“”與“寺”之同音假借，“”和“寺”才是構成“詩”概念的核心和主體。或者說“寺”是“詩”概念形成之前最接近它的概念。
把“詩”字視為會意字而不是形聲字，明代的何楷和宋代的王安石都做過嚐試，但前者未能超越言誌說的老套，後者的見解幾乎湮沒無聞。日本學者青木正兒曾評介何氏的觀點說：
關於“詩”字的語源，漢許慎《說文解字》說，是由“言”和“寺”合成的象聲字。“寺”單表此語發音，可看做無意義的符號。古體字的“寺”以“”代替，那是簡寫的字。然而，明朝何楷的《詩經世本古義》認為“詩”字的古體：“言”旁加“”是正確的，“”是“之”，心的所之(行)，形而為“言”。他是把詩字理解為會意文字了。此說可能較為穩妥。若找出相似的例子，“誌”字是“之”、“心”合成的，即“心”之所“之”，人而有“誌”，誌之於“言”，則為“詩”。青木正兒：《中國文學思想史》，孟慶文譯，春風文藝出版社，1988年，第22—23頁。參看青木正兒：《中國文學概說》第3章《詩學》，隋樹森譯，重慶出版社，1982年，第5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