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詩”的破解:從形聲到會意(1 / 2)

——兼及“詩言誌”說的誤導中國人關於“詩”的概念是在相對較晚的時候產生的,華夏文明最初的文字符號即甲骨文和金文迄今已譯讀者有數千字,但其中尚未發現有“詩”字存在。

這一事實也許會使許多堅信詩歌起源甚早的人感到失望。不過可以告慰我們的一種推測是:盡管“詩”這個漢字直到西周中期以後方才出現,在西周早期產生的《頌》詩中尚未出現“詩”字,直到效法《頌》而產生的《大雅》中才出現了“詩”字,見《卷阿》、《崧高》及《小雅·巷伯》。但這個字所代表的概念一定產生在前。換言之,在周人采用“詩”這個新造的字來表達它所指代的概念以前,在口頭語言中就早已存在代表同一概念的詞了。這樣,假如我們能夠追索出在詩字產生以前表達詩概念的詞,對於理解中國的“詩”的發生真相也許不無幫助吧。然而這一任務絕非三言兩語所能解決,我擬留待後文中從訓詁學入手做一嚐試。在此之前先引述前賢諸家對“詩”一詞的訓釋闡發,作為研討這一問題的承前啟後之基礎。

古文字學家楊樹達先生1935年寫有《釋詩》一篇短文,常為後人說“詩”字時稱引。文中集中探討了古代訓詁學中“詩即誌”的通訓,高度讚許許慎兼顧形義的解說之功:

《說文三篇上言部》雲:“詩,誌也,誌發於言。(《韻會》引《說文》有此四字,是也,今本脫。)從言,寺聲。”古文作,從言,聲。按誌字從心聲,寺字亦從聲,誌寺古音無二。古文從言,言即言誌也。篆文從言寺,言寺亦言誌也。《書·舜典》曰:“詩言誌。”《禮記·樂記》曰:“詩言其誌也。”……蓋《詩》以言誌為古人通義,故造文者之製字也,即以言誌為文。其以為誌,或以寺為誌,音同假借耳。楊樹達:《釋詩》,《積微居小學金石論叢》(增訂本),中華書局,1983年,第25—26頁。

楊先生的這一訓釋可以歸結為以下幾個要點。其一“詩”字由“言”與“寺”兩部分構成。其二,“寺”與“誌”、“”古音相同,這三個字可以相互替換、假借為用。其三,“詩”字有兩種古寫法,古文作“”,篆文作“詩”。前者意為“詩言”,後者意為“詩言寺”。其四,“詩言”或“詩言寺”皆為“言誌”之假借。“詩”字的造字本義正反映了後人“詩言誌”的觀點。按照上述解說,《說文》把“詩”字看成形聲字(寺聲)就值得商榷了,造字者分明利用了“言”與“寺”(誌)這兩獨立部分原有的意義,把它們並列組合為一新字,表達“詩言誌”的概念。

楊樹達先生在文字訓詁學方麵被推為現代第一大師參看《積微翁回憶錄》中所記陳寅恪、吳檢齋等學人對楊氏學術造詣的評價。。他在《釋詩》一文問世的前一年發表了一篇重要的文章,題為《形聲字聲中有義略證》,對清代小學家王懷祖、郝蘭皋等人提出,又經近代學者黃承吉、劉師培等人發揮的“形聲字義實寓於聲”之說,再做全麵的事實論證。他揭示了許慎《說文解字》泛說形聲,未能從聲旁中探其造字根源的弊端:“許書說解中雖亦時可窺見語言之根柢,然往往泛為訓釋,令人不知形聲字聲類意義之所存。”楊樹達:《形聲字聲中有義略證》,《積微居小學金石論叢》(增訂本),中華書局,1983年,第38—39頁。作者在多年的訓詁研究中發現了漢字“以聲聯義之例證數百事”,因而撰文倡導用會意的眼光去看形聲字,在楊氏以前已有不少學者明乎此道,參看殷孟倫:《說文解字形聲條例述補》,《子雲鄉人類稿》,齊魯書社,1985年,第153頁以下。從語源學(Etymology)上去探求古人造字規律。後寫的《釋詩》一文便完全實踐了這訓詁學原則。值得商榷的是,楊先生根據後出典籍中的“詩言誌”之說,反推古文從“”之詩字和篆文從“寺”之詩字皆為從“誌”之假借,倒不如把“詩言誌”之說看成從或從寺之詩字的衍生物。換句話說,“誌”當是“”與“寺”之同音假借,“”和“寺”才是構成“詩”概念的核心和主體。或者說“寺”是“詩”概念形成之前最接近它的概念。

把“詩”字視為會意字而不是形聲字,明代的何楷和宋代的王安石都做過嚐試,但前者未能超越言誌說的老套,後者的見解幾乎湮沒無聞。日本學者青木正兒曾評介何氏的觀點說:

關於“詩”字的語源,漢許慎《說文解字》說,是由“言”和“寺”合成的象聲字。“寺”單表此語發音,可看做無意義的符號。古體字的“寺”以“”代替,那是簡寫的字。然而,明朝何楷的《詩經世本古義》認為“詩”字的古體:“言”旁加“”是正確的,“”是“之”,心的所之(行),形而為“言”。他是把詩字理解為會意文字了。此說可能較為穩妥。若找出相似的例子,“誌”字是“之”、“心”合成的,即“心”之所“之”,人而有“誌”,誌之於“言”,則為“詩”。青木正兒:《中國文學思想史》,孟慶文譯,春風文藝出版社,1988年,第22—23頁。參看青木正兒:《中國文學概說》第3章《詩學》,隋樹森譯,重慶出版社,1982年,第5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