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風·車鄰》是《詩》三百篇中另一首直接提到寺人的作品。值得注意的是，《車鄰》一詩的作者不同於《巷伯》作者的身份，他自己並非宮中的“內小臣”，但他以旁觀者的口吻說到秦宮中內小臣的某種作用，為我們探考中國戲劇藝術中“旦角”的遠古淵源提供了一點借鑒的線索。這首詩全文是：
有車鄰鄰，
有馬白顛。
未見君子，
寺人之令。
阪有漆，
隰有栗。
既見君子，
並坐鼓瑟。
今者不樂，
逝者其耋。
阪有桑，
隰有楊。
既見君子，
並坐鼓簧。
今者不樂，
逝者其亡。
關乎本詩的背景，毛傳以為是讚美秦仲而作。“秦仲始大，有車馬禮樂侍禦之好焉。”清陳奐為補充毛傳所未詳，特意勾勒出秦仲興秦的曆史業績，並引用《國語》中史伯之語：“秦仲，嬴之雋也。且大，其將興乎？”用來證明秦仲鞏固秦國為嬴姓打天下的英雄霸業。不過，從詩中內容看，似乎沒有直接佐證說明此詩與秦仲有關。所以朱熹提出質疑：此詩未必為秦仲而作。他還認為，此詩背景為秦國國君始設寺人之官，因此詩的主題不在於讚美國君之德，而在於讚美這一官職的功能和意義：開辟了君與臣民相交通的渠道。朱熹《詩集傳》卷六釋《車鄰》首章雲：“君子，指秦君。寺人，內小臣也。令，使也。是時秦君始有車馬及此寺人之官，將見者必先使寺人通之。故國人創見而誇美之也。”朱熹解“寺人之令”為“寺人之使”，全詩的重心也因此有所轉移，突出了寺人的特有職能。後代學者也有關注此詩中寺人者，但意見卻與朱說相反。孫說：
陡出寺人字，絕有陗致，隱然微諷意。可見秦寺人重。後來趙高之禍，已兆於此。孫：《孫月峰評經》，《四庫全書》經部五經總義類。
嚴虞惇也說：
秦始立國而寺人首見於風詩，秦之用寺人舊矣。其後遂以寺人亡天下。嚴虞惇：《讀詩質疑》卷十一，《四庫全書》經部八一。
這兩位說詩者都透過朱子的“誇美”說而看到了“諷”意，並用後來的宦寺之禍來照應本詩的先驗之見，未免有以今釋古的先入之見了。嚴氏還注意到《車鄰》篇在《秦風》十篇中居首的位置，似乎悟出編排者要以此詩暗示秦國“以寺人亡天下”的曆史教訓，這真是從《詩》中讀“出”了《春秋》筆法，與從《紅樓夢》中讀出階級鬥爭一樣，都可做接受美學和讀者反應批評的好材料。大概在經曆了曆史上一代又一代的宦豎之亂以後，人們心目中的“寺人”已經是聲名狼藉的可怕字眼了。殊不知在《詩經》時代，寺人雖然已失去往古時的神聖身份，但依然是王室中最受信任的正人君子。寺字本身也上承遠古的淨身祭司傳統，完全是個堂而皇之的褒義美詞，尚未染上輕蔑的貶義色彩。《周易·說卦傳》曾以閽寺為象：
艮為山，為徑路，為小石，為門闕，為果蓏，為閽寺……
這裏的閽，本義為宮門，引申為守宮門的人。《周禮·天官》曰：“閽人掌守王宮之中門之禁。”又曰：“寺人掌王之內人及女宮之戒令。”《周易集解》引宋衷曰：“閽人主門，寺人主巷。”分工雖有別，但為閹人則相同。艮為止，閽與寺的職司皆與禁止有關，所以被用於此。《周易尚氏學》認為“門闕、閽寺皆象形”，便是這個道理。《周禮》為戰國末至西漢時期的作品，其中的寺人之職已相當卑微。至於秦國國君所設寺人的職司，除《車鄰》一詩外別無可考，好在詩義之中略有暗示。
《車鄰》首章末句“寺人之令”，據陸德明《經典釋文》引《韓詩》：“令作伶，雲使伶。”這就為追索寺人原有的職司又提供了一條有益線索。清人王先謙循此線索旁征博引，證明當時寺人為王室近侍重臣，兼為樂官，與後世閽寺把關人大不相同。王氏寫道：
寺、侍古字通。《釋文》：“寺，本亦作侍。”《序》雲侍禦之臣，《左·襄公二十九年傳》服虔注：“秦仲始有侍禦之臣。”是寺人即侍臣，蓋近侍之通稱，不必泥曆代寺人為說。……考案經典，凡命令、教令、號令、法令等用“令”字者，皆尊重之詞。至使令，亦間用之，蓋出自假借，當以“伶”為正，故韓以“伶”易“令”也。《說文》“使”下雲：“伶也。從人，吏聲。”、“伶”下雲：“弄也，從人，令聲。”此其本義可以推見。《漢書·金日傳》：“其子為武帝弄兒。”《司馬遷傳》：“固主上所戲弄，倡優畜之。”言其給事主上左右，卑賤不足道之人也。《廣雅·釋言》：“令，伶也。”《玉篇》：“令，使也。”與《說文》訓解其源皆自《韓詩》發之。古樂官稱伶，樂人稱優，不稱伶，唐後遂為樂人專稱，“使伶”之義，無有能言之者矣。王先謙：《詩三家義集疏》卷九，中華書局，1987年，第43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