叀多尹饗(《甲》七五二)。
丁酉卜疑，貞，多君曰：來叔氐馭。
王曰：餘其(《後》下，十三·二)。
辛未王卜曰：餘告多君曰般有祟(《後》二七·十三)。
到了周代，君與尹同帝王間的這種特殊關係似仍然存在。如白川靜所說：“周初指導王朝之創建者為二位任聖職之人。一為明保之家之創立者之周公，被稱為明公尹。一為稱為皇天尹大保之召公奭。即所謂周召二公也。其家族至周之滅亡仍作為王之卿士而有特別之地位。明、保皆為聖職之意。二公之職又稱為尹者，乃意指其為聖職者之長也。……故皇天尹大保召公奭在《書·君奭·顧命》中又稱為保奭、君奭。君者，奉仕神，祝禱冊告，承受神旨者也。，不必說乃示載書祝冊。用為君臣之義者，乃後起之義也。”白川靜：《說文新義》卷二上，林潔明譯文，見《金文詁林補》卷二，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七十七。
最初的“君”與“尹”既是部落酋長，又是祭司長，這正符合人類學上所說的祭司王（the priest king）的雙重條件。再細究之，“君”的本義不指君主，而是聖職和神權的標記。因為祭司王首先必須是神權的把持者，祭祀禮儀乃部落社會的頭等大事。參看弗雷澤：《金枝》第6章，徐育新等譯，中國民間文藝出版社，1987年。又：胡克(S。H。Hooke)編：《神話、儀式和王權》(Myth，Ritual and Kingship)，牛津大學出版社，1958年。白川靜以金文為例分析說：在古代，君長大抵是氏族之聖職之長，故稱族長為君。《小盂鼎》為記討伐鬼方的克捷之禮，上刻有現存周初時期最長的銘文。其記儀式之開始雲：
隹八月既望，辰在甲申，昧喪(爽)，三左三右，多君入服酉，王格周廟。
這是族長入場而典禮開始的例子。《史頌》中的“裏君”也是族長製之遺跡。氏族發展為政治統一體後，掌權的統治者稱王公，君之名稱，成為用事於神廟之夫人而稱君氏。《尹姞鼎》有休天君之名，休為休王，後稱康王。其夫人冠以休王之名而稱休天君。金文中尚有“君氏”、“先姑君”等語，《左傳》中謂夫人為君氏。君王如古代夏後之稱作後，或許暗示著女性神巫任氏族的聖職之事者。《左傳·襄公十四年》有“夫君，神之主也”的話，這才揭明了“君”的古意。白川靜：《說文新義》卷二上，林潔明譯文，見《金文詁林補》卷二。與胡適等人關於“儒”源自殷商時期之教士的觀點相對照，“君”與“尹”的神職淵源似乎顯得更為確鑿一些。至此，我們可以說，尹、寺、君、巫、史、儒等等均源於祭政未分之時的神權政治，而隨著祭政分途而分別衍化出不同的語義蘊涵，此乃人類學所說的同源異流現象，在自原始向文明過渡的各個文化中都有類似的情形。
君子概念產生於“君”的世俗化之後，“子”為男性美稱，“君”與“子”合成新詞，本指脫胎於祭司王傳統的上層統治者，主要應用於原始儒家的著述中，其後又經曆了一個道德化的過程(雅詩中有明顯的例子)和寬泛化的過程(風詩借用雅詩中的“君子”指丈夫或意中人，即是其例)。
漢學家李約瑟先生指出，對於西方人來說，漢語中的“君子”一詞是最難翻譯的概念之一。其原意指諸侯或統治者，而理雅各(James Legge)等人卻極不精確地誤譯為“上等人”(superiorman)，韋利(Arthur Waley)則套用英文中的“紳士” (gentleman)一詞對譯“君子”，亦不能令人滿意。在中國曆史上，“君子”指的是有惻隱之心，學識淵博，道德高尚的人。他們可以是名門之後、學者、官吏、戰士或烈士(盡管這些特性並非原意所限定)。李約瑟還舉出歐洲著名學者兼思想家托馬斯·莫爾(Thomas More)爵士，以為他最能代表中國人的“君子”概念。李約瑟：《中國科學技術史》第2卷，何兆武等譯，科學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6頁。李氏的這種解說對於西方讀者也許很有幫助，但從語義發生演變史上看，卻又未免略嫌籠統。另一位美國漢學家牟複禮曾以中國知識階層的起源研究為專題，指出了孔子在“君子”概念道德化過程中的決定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