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
薩爾坦·沙利基馬尼起得早，
在他白色的城堡裏，他起得早。
他召集他的帕夏和大臣們，
黃昏時，他的帕夏和大臣們來到，
當他的帕夏和大臣們來到時，
薩爾坦最後對他們講話。1950年
一天早晨，天亮得早，天亮了，太陽升起來了，
薩爾坦·沙利基馬尼起得早。在斯塔姆博爾，那座白色的城堡裏，
他召集他的帕夏和大臣們，
他將他的帕夏和大臣們集合起來，他集合他們，然後他對他們講話。
然後又將這一比較的結果同1934年演唱時所記下的兩篇異文進行比較：
1934年A
一天早晨，天亮得早，
薩爾坦·沙利基馬尼起得早。
他召集他的帕夏和大臣們，
帕夏和大臣們來了，
來到薩爾坦的白色的城堡裏，
但是，薩爾坦說了一些什麼呢？1934年B
薩爾坦·沙利基馬尼起得早，
在他的白色的城堡裏，他起得早。
然後他召集他的帕夏和大臣們，
當他的帕夏和大臣們來到時，
他們站在薩爾坦麵前議事，
現在，薩爾坦講話。
結果發現“十五年的間隔並不比十分鍾的間隔有更大的差異”。“除了意料之中的主題擴充或收縮以外，在其他細節方麵幾乎沒有變化”。洛德(Albert B。Lord)：《南斯拉夫民間史詩》(Yugoslav Epic Folk Poetry)，阿蘭·鄧迪斯(Alan Dundes)編：《民俗研究》(The Study of Folklore)，倫敦，1965年，第265—268頁。洛德的這項研究無異於為瞽矇文化聲教傳授的可信性和持久穩定性提供了現代實證方麵的旁證，盡管他的個案對象福蒂克並非盲人。
誠然，承認口耳渠道在傳播學上的有效性並不意味著對它的百分之百的信賴。民間口傳文學與書麵文學的根本差別之一就在於口傳作品的相對開放性和可變性。前蘇聯民間文藝學者開也夫曾對口頭創作的可變性與穩定性之間的微妙關係做過如下說明：“一方麵，演唱者尊重過去的傳統(‘不掉歌裏一個字’)，力求精確地複述記熟的原文；但另一方麵，作為藝術家，他又感到有權去做一些改動，因為他理解到故事、勇士歌、歌曲是屬於別人的，同樣也是屬於他自己的。除此以外，不要忘記，口頭作品是靠記憶來保存和傳播的，而人的記憶不可能把故事、勇士歌或歌曲的所有詞句都原封不動地保存下來。因此，必然要發生各種遺漏、補充以及其他無意中改動的情形。”A·開也夫：《俄羅斯人民口頭創作》，連樹聲譯，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研究部，1964年，第18頁。若再進一步區分的話，可以說口傳歌詩的穩定程度尚可劃為兩種情形：一種是宗教性經文韻詞或儀式歌詞的誦唱，這種場合決定了唱者必然盡可能精確地複述原詞，做到“不掉歌裏一個字”；另一種是民間世俗場合的娛樂性演唱，它自然允許更多的即興發揮，讓歌手適當地運用他本人的想像和再創造能力。對於列為國家官方樂師的周代瞽矇們來說，奏樂誦詩都是為宗教、政治和外交活動服務的禮儀性行為，因而這些場合所要求於他們的，顯然是更加準確的記憶精度，而不是即興再造的詩才。
此外，口傳詩歌的準確程度似乎還與詩歌本身的性質和篇幅有必然的關係。就此而言，對周代傳詩的瞽矇與現代民間藝人之間的比較還應考慮到：口頭詩歌取決於古今語言差異的繁簡程度有很大不同。由於古漢語的高度簡練和質樸，我們今天所能看到的商周作品相對來說都是短小精悍的，劉師培說：“三代文詞，句簡而語文。《書》言‘辭尚體要’，《禮》言‘辭無支葉’，貴簡之證也。曾(子)戒鄙詞，尚文之證也。夫簡近子質，文近於繁，而古代之文，獨句簡而語文者，其故何與？蓋竹帛煩重，學術授受，鹹憑口耳，非語文句簡，則記憶良難。”《論文雜記》一三。《詩經》中最長的作品如《魯頌·宮》亦不過500字，一般長度約在十餘行數十字到數十行百餘字之間，每行字數以四字為主。這樣的篇幅和形式對於口耳相傳唱者來說，其易習易記的程度與其他民族那些成千上萬行的史詩巨構相比，不知要超過多少倍。而且《詩經》作品的內容性質也決定了它不同於以敘事和插話為主要結構方式的大史詩，這就使歌詞和篇章能夠在相當程度上保持穩定性。雅頌部分中有許多作品本為祝禱之詞，其約定俗成的語言形式早由宗教實踐所鑄就，絕非歌者個人可隨意改變。洛德指出：“法術咒辭(有韻咒辭當屬於口頭詩歌的範疇——原注)為達到法術效力，常常必然要求精確不誤地加以表達。不過應該注意的是，需要背誦出來的隻是某些頭韻和諧音(alliterations or assonances)而已，並不是詞彙和短語。當無文字的民族告訴我們一篇歌詞必須逐字記誦的時候，我們可從他們的演示中得知，所謂‘逐字’其實指的是再現原作的基本語音特征，因為他們的字詞概念與我們根本不同。”洛德(Albert B。Lord)：《口頭詩歌》(Oral Poetry)，普雷明格(A。Preminger)編：《普林斯頓詩與詩學百科全書》，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1974年，第591頁。洛德對無文字民族的口頭詩歌傳述特征的這種看法，對於不可能接觸文字的中國古代瞽矇是同樣適用的。也隻有從盲樂師記誦需要的角度才能更好地理解《詩經》在語音方麵異常突出的特征。參看顧頡剛：《論〈詩經〉所錄全為樂歌》，原載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周刊》第10—12期，1925年；收入《古史辨》第三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