疊字的運用往往同詩人即興發揮時的特有情感狀態密切相關，就像歌中常用的感歎詞那樣。離開了這種特定的語言環境，疊字是難以做出定義式的解釋的。
《左傳·隱公元年》所敘著名的鄭伯克段於鄢的故事中，薑氏與鄭伯“黃泉相見”時曾各自即興賦詩。公入而賦：
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
薑出而賦：
大隧之外，其樂也泄泄。
疏雲：“《周易正義》曰賦詩，謂自作詩也。中融外泄，各自為韻。蓋所賦之詩有此詞，傳略而言之也。融融，和樂；泄泄，舒散。皆是樂之狀，以意言之耳。”《春秋左傳正義》卷二，阮元《十三經注疏》，中華書局，第1716—1717頁。薑氏母子即興哼詩，便都有重言脫口而出，這乃是漢語本有的詩歌功能的自然表現。事實上，比摹聲更多見的摹狀用疊字，如爰爰、綏綏、馬非馬非、騤騤、躍躍、趯趯、、甫甫、唯唯、翯翯、萋萋、夭夭、翹翹、芃芃、青青、緜緜、湑湑、依依、丸丸、灼灼、蓁蓁、莫莫、蒼蒼、皇皇、楚楚、、蓼蓼、氵妻氵妻、滌滌、洋洋、曀曀、悠悠、汎汎、浼浼、渙渙、煌煌、崔崔、芒芒、浮浮、霏霏、瀼瀼、赳赳、、振振、敖敖、肅肅、皇皇、赫赫、瞏瞏、儦儦、摻摻、閑閑、蹶蹶、惙惙、惴惴、慘慘、惸惸、怲怲、憯憯、哀哀、懆懆、溫溫、勉勉、穆穆、戚戚、藹藹、怛怛、悄悄、旆旆、粲粲、青青、旁旁、黃黃、央央、楚楚等等，均可視為語言詩歌功能的自然擴展和自然延伸的產物。在這裏，可以進一層理解“詩是人類之母語”這一深刻命題中蘊涵的發生學意義。
對於其語言特征已經脫離了原始的詩化傾向而走向抽象道路的後代人來說，《詩經》中的疊字原有的情感因素已經變得隱晦難解了，這正像與幼兒較為疏遠的成人對於孩童語言感到難以理解一樣，反映了抽象思維對語言原有的詩歌功能的忽略和遺忘。《詩經》注疏家們往往針對一種疊字做出各種各樣的解釋，這也隻能是勉為其難地去猜測那個早已逝去的詩的時代的語音符號吧。不過，有一點可以肯定的是，盡管對重言的解釋難以達成一致意見，但是大家都承認在重言之後潛存著某種事物的狀貌。因此，把重言解釋為某某貌，就成了簡便易行的訓詁通例。
漢代的字書《爾雅》卷三名為“釋訓”，其中收羅了“明明”、“斤斤”、“條條”、“序序”、“穆穆”、“肅肅”等重言疊字共一百多種，分別加以解釋。這實際上表明了抽象思維對於詩化語言的一種非詩化的處理方式，同時也證實了《詩經》所代表的早期詩化語言對於漢語發展所產生的深遠意義。郝行《爾雅·釋訓》疏雲：
訓者，《釋詁》雲：道也。道謂言說之詁，與言皆道也。不同者，《詩關雎詁訓傳》正義雲：“訓者，道也，道物之貌以告人也。”故《爾雅·序篇》雲：“釋詁釋言，通古今之字，古與今異言也。釋訓言形貌也。”然則《釋訓》雲者，多形容寫貌之詞，故重文疊字累載於篇。“子子孫孫”以下，則又略釋《詩》義，諧於古音。郝行：《爾雅義疏》上三。
一方麵承認“古與今異言”，另一方麵還要以今釋古，這難免形成一個難以調和的矛盾。確認了重文疊字的原有的作用在於“言形貌”，卻未能從語言發生的詩歌功能上去說明其所以然，這種就疊字而論疊字的偏向至今仍在語言學界存在。至於從單純的修辭學角度去考察《詩經》重言現象，正如錢鍾書先生對劉勰的批評那樣，是無法在摹聲與摹狀二者之間看出發生過程的邏輯順序的。
不過，從嬰兒發音的擬聲和疊音詞入手推論人類種族的語言的早期特點也並不是萬無一失的。在進行這種類比思考時至少應考慮到如下基本區別：兒童的語言是在成人語言的引導之下“習得”的，而原始的自然語言卻是自發地形成的。因此，原始語言的特征除了受到發音條件上的製約，同時還受到原始宗教活動的製約。馬林諾夫斯基所說的法術咒祝活動要求用模擬自然界聲音的方法來強化某種聲音效力，這也許正當看作是重言疊字的曆史發生強化因素之一。人類早期語言的法術用法——咒詞，就這樣促進和催生著語言的詩歌功能的生命力。在流傳至今的彝族《作齋獻牲經》中，疊字的作用似乎依然清晰可見：
白色神九名
白者騎白馬
披白衣荷白弓
降自白雲中
白崖上經過
若至白崖間
雄雞獻山神
撞擊斷斷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