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頌為樂器名。《儀禮》、《周禮》均有“頌磬”。清代學者楊名時《詩經劄記》引文貞公語雲：
庸即頌也。頌鍾頌磬與歌聲應，直言“頌”，重人聲也。據此則《虞書》“笙鏞”、“鏞”字亦與“頌”通。楊氏自注：“頌音容，與容同，又音誦，《儀禮》：‘西階之西頌磬。’注：‘形容成功曰頌。西為陰中，萬物之所成。是以西方鍾磬謂之頌。’”間歌時堂上擊玉磬為人聲節奏，疑西階即擊頌鍾頌磬應之。頌鍾頌磬不俟合樂始擊，唯升歌三終時。……楊明時：《詩經劄記》第26—27頁，《四庫全書·經部》八一。
樂器說在晚近學者中亦有反響。張西堂先生以為王國維能從音聲方麵看問題，解答了問題的一半，另一半須從樂器方麵求解。他寫到：“《頌》的得名，應當也如《南》、《雅》一樣，是由於樂器。這個樂器應當是‘鏞’，就是所謂大鍾，宗教儀式是用鍾的，在古代的跳舞也有用鍾的。”②張西堂：《詩經六論》，商務印書館，1957年，第113、115頁。張西堂似乎未見到楊名時之論，不過他的論證顯然比楊氏更顯周全一些：除了頌鏞二字通假之外，他還舉出了《頌》詩和古樂舞方麵的旁證，其結論似乎是對阮、王二說的綜合：“《頌》之異於《風》、《雅》，《頌》之所以得名，是由於庸鼓之‘庸’無疑。《頌》是舞蹈的詩，但阮元的樣子說沒有追溯他的命名的根由；《頌》的聲調是緩的，但王國維的說法也忘了從樂器方麵著想。我們一從樂器著想，更可以證成阮王兩家之說。”②可見張氏所發揮的樂器說實有綜合舞容、聲調、器樂三說的意思。其強調樂舞詩用於宗教祭禮，可惜未能深究祭禮之本相。
7．頌為樂器與聲調之名。此說似為前二說之彙通。顧頡剛先生認為，過去的《詩經》學家專重義理而蔑棄聲音，異於孔子之弦歌設教，遂使本來簡單明了之事實化為糾纏不清的難題。《左傳》有頌琴，《儀禮》有頌磬，皆《頌》詩專用伴奏樂器，《雅》和《風》亦當有專用樂器及樂調，“可見《風》、《雅》、《頌》之別實即樂器與聲調之別，絕不關涉義理。猶之今日，胡琴普遍流行，而其種類有別，其歌曲亦有別，自二胡出者為江蘇小曲，自馬頭琴出者為蒙古歌詞，自京胡出者為京調戲劇，自梆胡出者為秦腔戲劇，其曲、其劇皆可編為專書，而其鏗鏘鼓舞則必非書本所得顯現”顧頡剛：《風。雅。頌之別》，《史林雜識·初編》，中華書局，1963年，第247—253頁。。顧氏過於關注聲樂方麵，此說未免有以今釋古之嫌。
8．頌為威儀或儀式性表演。1978年在陝西出土的西周銅器《鍾》銘文中有“武王則令周公舍宇，以五十頌處”的字樣。裘錫圭先生根據同窖出土的所作的簋銘和鍾銘中皆有“司威儀”、“敘厥威儀”字句推論說，古代所謂威儀就是禮容。在《史記》、《漢書》及注中都表明威儀和頌是一回事。《禮記·中庸》說“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可知銘文“以五十頌處”就是掌握五十種威儀的意思，很可能隻是西周時代威儀的一部分。裘錫圭：《史牆盤銘解釋》，《文物》1978年第3期。此說依據地下出土之“二重證據”，把阮元的“舞容”說推展為“禮容”說，這就更切近頌作為祭祀禮儀之真相了。陳世輝先生進而指出：頌的用途廣泛，形式多樣。歸納起來不外是周朝天子舉行各種典禮時所進行的藝術表演：“這有帶伴奏的引吭高歌，也有粗獷的化妝舞蹈，等等。另外，從《周頌》來看，這種東西大致以十個算一組，稱為一什。根據這些材料，我們認為五十頌就是五十個節目，或五組節目。”陳世輝：《牆盤銘文解說》，《考古》1980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