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詩經》中的“風雅頌”及後來的“詩六義”的確切含義，古往今來的學者們已有多種多樣的解釋，爭論似乎還將進行下去。本章擬對“頌”的本來麵目做一些較大膽的探索，並試圖從文化方麵對“頌”的由來做出理論說明。在著手挖掘“頌”的本相之前，我還是略回顧一下以往對這個問題的闡釋史，以期從中找到某些可貴的線索，作為創立新的理論解說之起點。
關於《詩經》中的《頌》這一類作品的概括性說明，《毛詩序》中的說法無疑是最權威的一種，其流行也最廣：“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後人的解說大都順承《詩序》的意思而展開，概括起來看，大約有以下幾種闡釋方向。
1．頌為頌讚、讚美。《毛序》既以“美盛德”釋“頌”，後人又根據《風》、《雅》中皆有“刺”詩而《頌》中獨無的事實，把這類作品確認為純粹頌讚和美譽一類。鄭玄注《周禮》時說：“頌之言誦也，容也，誦今之德廣以美之。”王充《論衡·須頌篇》發揮此義最為突出，他說：
古之帝王建鴻德者，須鴻筆之臣，褒頌紀載，鴻德乃彰，萬世乃聞。……然則孔子鴻筆之人也；自衛返魯，然後樂櫀￡，《雅》、《頌》各得其所也。鴻筆之奮，蓋斯時也。《論衡·須頌篇》，諸子集成本。
王充把《頌》的實質定為歌頌和宏揚，這還不無道理；他把頌美的對象完全限於“古之帝王”，這就背離了《頌》詩“告於神明”的本旨。至如說什麼“天下太平頌聲作”，《周頌》、《魯頌》、《商頌》皆“詩人所以嘉上也”，就更加顯得離譜，透露出些許禦用文人的實用主義味道了。現今的文學史家眾口一詞地指責《頌》詩為統治階級“歌功頌德”，在某種意義上都可說上了王充的當。
2．頌為宗廟祭歌。一般認為這種觀點的代表人物是朱熹，其《詩集傳》卷十九明言“頌者，宗廟之樂歌”。其實蔡邕《獨斷》中已有此說：“宗廟所歌詩之別名三十一章，皆天子之禮樂也。”參看王先謙：《詩三家義集疏》卷二十四，中華書局，1987年，第999頁。天子之禮樂，也就是周朝國家官方宗教祭祀活動的意思。隻有深入發掘出這種祭祀活動的原始起源，《頌》的由來之謎才可迎刃而解吧。這，正是後文中要致力的方向。
3．頌為舞容。“頌”字與“容”字相通，《毛詩序》又標出“形容”一詞來釋“頌”，這就無形中設定了一種闡釋思路，後人多沿此思路而發揮。鄭玄《詩譜》雲：“頌之言容，天子之德，光被四表，格於上下，……此之謂容。”《管子·牧民篇》首章名“國頌”，注雲：“頌，容也，謂陳為國之形容。”《釋名·釋言語》亦雲：“頌，容也。敘說其成功之形容也。”畢沅注：“古容貌之容亦作頌。”王先謙：《釋名疏證補》卷四。“頌”既然與“容”相通，“容”究竟與詩何幹呢？這一點過去都未說清楚，清儒阮元確認“容”指舞容而言，算是別開生麵的見解了。阮元《釋頌》雲：
《詩》分風雅頌，頌之訓美盛德者，餘義也。頌之訓為形容者，本義也。且頌字即容字也。容、養、一聲之轉，……今世俗所傳之樣子……從頌、容、轉變而來。所謂《商頌》、《周頌》、《魯頌》者，若曰商之樣子，周之樣子，魯之樣子而已。何以三頌有樣，而風雅無樣也？風雅但弦歌笙間，賓主及歌者皆不必因此而為舞容；惟三頌各章皆是舞容，故稱為頌，若元以後戲曲，歌者舞者與樂器全動作也。阮元：《揅經室集》卷一，見《四部叢刊》。
阮元把頌解為舞蹈動作，對後人影響較大。不過似可補充的一點是，《頌》之舞容本為宗廟祭典上的儀式性表演，與其說《周頌》為周之樣子，不如說它就是周之祭禮(詩樂舞三位一體)。
4．頌為舞樂劇本。此說倡導者為梁啟超，他自稱是受阮元《釋頌》啟發而略加發揮。其《釋四詩名義》中《釋頌》一節說：頌本指“容貌威儀”。三頌之詩名為頌，“依我看，南、雅皆唯歌，頌則以歌而兼舞。《樂記》說：‘舞，動其容也。’舞之所重在‘頌貌威儀’，這一類詩舉其所重者以為專名，所以叫做頌。”文末結論又說：“總而論之，風是民謠，南、雅是樂府歌詞，頌是跳舞樂或劇本。”梁啟超：《釋四詩名義》，見鄭振鐸編：《中國文學研究》上冊（《小說月報》號外），上海書店影印本。
5．頌為聲調。這是王國維《說周頌》一文針對“舞容”說之偏而提出的。他指出：“風雅頌之別，當於聲求之。《頌》之所以異於《風》、《雅》者，雖不可得而知，今就其著者言之，則《頌》之聲較《風》、《雅》為緩也。何以證之？曰，《風》、《雅》有韻，而《頌》多無韻也。凡樂詩之所以用韻者，以同部之音，間時而作，足以娛人耳也。……然則《風》、《雅》所以有韻者，其聲促也。《頌》之所以多無韻者，其聲緩，而失韻之用，故不用韻，此一證也。其所以不分章者亦然……此二證也。《頌》如《青廟》之篇，不過八句，不獨視《鹿鳴》、《文王》，長短迥殊，即比《關雎》、《鵲巢》，亦複簡短。此亦當由聲緩之故。三證也。……《肆夏》一詩，不過八句，而自始奏以至樂闋，所容禮文之繁如此，則聲緩可知。此四證也。然則《頌》之所以異於《風》、《雅》者，在聲而不在容。”王國維：《說周頌》，《觀堂集林》卷二藝林二，中華書局，1959年，第111—113頁。此種從聲的方麵追索古詩分類的見解可上溯至鄭樵《通誌》，惟王氏給以理論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