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學教會我們如何向非理性的材料索取理性的信息，人類學的哲學意義就在於此。它引導我們去發掘理性得以成為理性的非理性之根，探尋形而上學得以成為形而上學的基礎。參看葉舒憲：《探索非理性的世界》，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4—6頁。海德格爾，這位在精神旨趣上秉承了古希臘盲詩人傳統的20世紀的先知性哲人，也許最能代表西方思想史上對理性異化的反撥和質詢。笛卡兒曾把哲學比做一棵樹，它的根是形而上學，它的幹是物理學，在樹幹上長出的枝杈則是全部其他科學。海德格爾對此追問道：
哲學之樹的根在什麼土地裏找到它的立腳之地？這根和整個樹從什麼基礎中取得滋養的液汁與力量？樹的起負荷作用與滋養作用的根混合了深藏在土地與基礎中的什麼元素？形而上學在什麼地方棲息與發動？從形而上學的基礎來看，什麼是形而上學？總之，形而上學根本是什麼？海德格爾：《回到形而上學的基礎》（《什麼是形而上學》1949年第五版導言），梁誌學譯，《哲學譯叢》1964年第2期。
按照海德格爾在此發問的邏輯，從基礎和源頭上探求事物就是從本質上探求事物，這正應驗了啟蒙時代以來一句金言：“懂得了起源就懂得了本質。”
從人類學立場上對“詩可以興”的命題做跨文化(原始與文明、中國與外國)考察，不僅使我們看到了中國傳統思維特質的淵源及其形成過程，認識到作為類比聯想符號典範的古詩在從原始向文明的理性轉變進程中異常重要的承上啟下作用，深入理解儒家詩教對於培養中國式推理和論說能力的文化範式作用，而且還將從一個側麵啟發人們思考與詩性智慧和詩文化相關的一係列問題：在古代文學史上為什麼是詩始終占據著中心地位？為什麼敘事性作品直到佛教影響之下才較晚地發達起來？為什麼在後起的小說等體裁之中還會出現與西方小說迥然不同的“引詩為證”的情形？從文化互補的意義上看，引譬連類的詩性智慧與西方的邏輯理性之間有沒有溝通和整合的可能？既然現代西方哲學家已經重新看待自柏拉圖以來的形而上思維方式所造成的理性異化，既然海德格爾已在《詩·語言·思想》中重新確認了詩對於人類認知、思想和語言的本體論地位，那麼源遠流長的中國詩文化將對人類思維的未來發展提供怎樣的啟示呢？
帶著人性的未來發展和藝術的生態意義問題，重新看待孔子的詩學觀，也許還有更多的被忽略的東西等待著後人去開掘。日本美學家今道有信說：
孔子認為，人的精神在學術處於定義界限之內，是不能充分進行活動的。因而他說“興於詩”。這是在說，語言藝術的象征力量超過了學術界限，巧妙地暗示出不可做出定義的精神狀態，把人的精神引導到超越學術的價值上。今道有信：《關於美》，鮑顯陽等譯，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50頁。
如果我們還記得“興於詩”的原初境界本是一種儀式性歌樂舞渾然為一的、全身心沉醉其中的體驗境界，那麼孔子有關“興於詩”的說法同當代存在哲學家們為反抗抽象理性異化而倡導的“我舞故我在”的時代命題之間，不也就獲得了某種超越時空的共識與溝通嗎？
§§第七章 頌的本相——人頭祭俗、穀靈信仰與農功典禮
頒，大頭也。《詩》曰：
“有頒其首。”
——許慎《說文解字》
《頌》者，美盛德之形容，
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
——毛公《詩大序》
在阿斯馬特文化中，人們通過割下敵人的頭顱尋求力量，認為這樣做能把儲藏在敵人頭顱中的性能量傳遞給勝利者和他們的孩子。
——H·R·海斯《危險的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