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王者與斧的特殊關聯不用遠求，就埋藏在王字的造字表象之中。古文字學家對這個自古至今使用頻率極高的漢字已經提出了多種多樣的解釋，如孔子說的“一貫三為王”；董仲舒說的：古之造文者三畫而連其中謂之王；三者，天地人也，而參通之者人也；許慎說的“天下所歸往也”等等，這都是針對後起字形所作的解說，未免有望文生義之嫌。甲金文中大量的王字麵世之後，學者們發現這個字的本來麵目並不是一豎貫三橫，而是寫作或，有人以為這是火的象形，吳大澂說是地中火噴出之形；馬敘倫說是火向上燒之義；見李孝定：《甲骨文字集釋》卷一，第124頁。有人以為是牡器的象形，郭沫若：《釋祖妣》，《郭沫若全集·考古編》第1卷，科學出版社，1982年。自吳其昌提出斧之象形說，得到較多學者的認可。吳氏寫道：
出土空首斧鉞文化出土銅斧
王字本義斧也……蓋古之王者皆以威力征服天下，遂驕然自大，以為在諸侯之上而稱王，以王之本義為斧故，斧武器用以征服天下，故引申之，凡征服天下者稱王。斧形即王字，故繪斧於扆……故於朝天下、覲諸侯、封藩服、會卿事之時仍設繪斧之扆以紀念。吳其昌：《金文名象疏證》，見周法高編：《金文詁林補》卷一，第203頁。
白川靜進一步指出，王以斧為象征，不僅因為斧是兵器，而且也是重要禮器，王字古文常把下麵一橫寫成向上卷曲狀，此乃鉞之象形，表現鉞之刃部形狀。殷墟出土之物中多有製作精美的斧鉞，亦有美玉所製成的，可見並非實用兵器，而是象征權威的禮器。白川靜還認為，從聲音和意義上看，斧依與王字並無直接關係。但斧字本身卻是父權的一種象征：“父之初文乃象持斧身，有時亦作持鉞之象（《師殷銘》）。作為王權之象征之鉞，因乃禮器，故刃部不加磨礪，而保持器之安定，奠置於王位之前者也。以兵器為禮器，乃古代民族之間一般通行者。蓋本來含有宗教性意義者，其後又加上象征征伐權、統治權等等解釋。賜斧鉞之事成為意指授予專征之權。殷周革命時，武王揮黃鉞玄鉞以斬紂王及其諸臣之故事，記於《逸周書·克殷·世俘》諸篇。不僅字形是奠置於王座之鉞之形，王、鉞之音亦相近，聲義上似亦有關也。”白川靜：《說文新義》卷一，第84—85頁，林潔明譯，見周法高編：《金文詁林補》卷一，第204—205頁。白氏未說明斧的原有宗教象征意義是什麼，參照郭沫若解王字初文為牡器說，正可補足這一缺憾。從形狀上看既像斧鉞又像牡器，這似乎有些矛盾，但二者的類比關係正是建立在這種外在的相似特征之上。父權製社會取代母係氏族而確立了男性統治權威，表現在意識形態的象征世界中，自然是牡器取代牝器而成為新的膜拜對象，而與男性勞動密切相關的斧也就成為與牡器互為隱喻的最佳物象了。
中國新石器時代的墓葬中常發現男女各有不同的陪葬物，顯然是按照死者生前的性別分工而設定的。對於男性來說，石製的斧、刀等刃器和尖狀器較為多見。“據柳灣馬廠類型墓葬統計：五十三個男性墓主，有四十五個隨葬斧、锛、鑿，隻有八個隨葬紡輪；三十一個女性墓主有二十八個隨葬紡輪，可見當時男耕女織的分工更為明顯了”③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新中國的考古發現和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年，第114、142頁。。又如在長江流域的新石器時代遺址——南京北陰陽營145號墓中，出土的隨葬品共25件，其中石斧一項就多達18件。③這表明至少在當時，斧已經不單純是一種生產工具，它在人們心目中具有了神聖的象征意義。對於這種曾經在史前人類的觀念中占有極重要地位的象征意義，我們不可能在現存文獻中找到直接答案，隻能通過比較文化的考察做出合理的推測。
在克裏特發現的希臘文明的前身——米諾斯王國遺址中，考古學家們照樣看到大量作為宗教象征的精製斧頭：“在許多宗教儀式中祭司或者普通的儀式參加者都帶有雙麵斧。專為宗教儀式製的武器，其形狀與戰鬥用的武器不同，是鈍刃的，形式更為精致，有時用貴重的金屬例如金、銀鑄成，並飾有美麗的圖案。”②茲拉特科夫斯卡雅：《歐洲文化的起源》，陳筠、沈澂譯，三聯書店，1984年，第95—96、109—110頁。值得同中國的情形相比較的一個重要之點是克裏特宗教中禮器雙麵斧同牡牛崇拜的對應關係。蘇聯學者茲拉特科夫斯卡雅對這一問題作了如下描述：物質文化的遺跡使我們判斷出克裏特人的信仰。對牡牛的崇拜在宗教中起著不小作用。在克諾索斯宮的壁畫上和浮雕上可以看到許多牡牛形象。“聖角”幾乎是每一座神廟的必需品。牡牛在克裏特宗教中還充當神聖祭品。在一間祭祀室中發現了放置在祭台上麵的帶大角的牛頭。這使人想起同樣曾放在祭台上的大斧。大概古代克裏特廣泛流行的雙麵斧崇拜與牡牛祭儀有關。學者們認為，開始時以斧為供物，後來斧頭發展為崇拜對象。描繪崇拜儀式的壁畫中總有雙麵斧，由參加神聖行列的姑娘們拿著；在神廟的立柱上和陶器上也畫有雙麵斧的標記（大概類似中國帝王斧依上的斧紋）。儀典用的黃金雙麵斧是在洞穴神堂內發現的，這種最珍貴的禮品也被放在墳墓裏，②從克裏特文明發展到古希臘文明，斧和牡牛的象征意義似乎有逐漸清晰化的傾向，表現在酒神狄奧尼索斯崇拜中，狄奧尼索斯被表現為公牛的形象，而儀式遊行的人們同時抬著巨大的陽具模型，載歌載舞地前進。範葛德（T。Vanggaard）：《陽物：一個男性世界的象征及其曆史》（Phallos：A Symbol and its History in the Male World），英譯本由範葛德本人譯自丹麥文，紐約國際大學出版社，1972年，附圖5.在這裏，牡牛與雙麵斧的對應關係已被牡牛和陽具所替換了。漢斯·利希特曾對這種崇拜儀式做出解釋：“如果狄奧尼索斯的器官最初隻是對生殖神有效力的話，那麼它後來逐漸成了具有更高意義的象征，尤其是與人們所期望的，通過迷狂而獲得的與神力相結合的象征。這種神力被認為是深藏在人們心底的那種衝動，它有待於遍布希臘世界的狄奧尼索斯節日遊行去激發。”漢斯·利希特（Hans Licht）：《古希臘的性生活》（Sexual Life in Ancient Greere），弗裏斯（J。H。Freece），英譯本，美洲虎叢書，倫敦，1986年，第117頁。由此似可理解，為什麼“陽物崇拜是古典時期希臘宗教的普遍特征”範葛德T。Vanggaard：《陽物：一個男性世界的象征及其曆史》，紐約國際大學出版社，1972年，第59頁。。與民間宗教中陽物取代斧頭成為直接膜拜對象的情形有所不同，官方的王權統治象征依然沿用古老的斧斤形象，這一點希臘國家與古代中國表現出極大的相似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