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周星在《酒社芻言》中說：“世俗之行苛令，無非為勸飲計耳，而不知飲酒之人有三種：其善飲者不待勸；其絕飲者（酒量小，一喝就醉者）不能勸，唯有一種能飲而故不飲者宜用勸。然能飲而故不飲，彼先已自欺矣，吾亦何為勸之哉？故愚（作者自稱）謂不問作主作客，唯當率真稱量而飲，人我皆不須勸。”黃周星所言極是，他講的道理也不深奧，人們一聽就明白，一想就會通。而且與黃周星見解相同的曆代皆大有人在，但是為何千百年來一直如此呢？這正是風俗所具有的獨特約束力。不論人們是否願意如此，但是約定俗成的力量卻會迫你就範。那麼，勸酒習俗所透射出的社會心理究竟是什麼呢？初步探尋可知，大約不外乎“好客”與“禮”這兩層意思。
夏商之時，人們（奴隸主貴族和一些自由民）飲酒多在各種祭祀之後，人是代替諸位神靈享口腹之樂的，誰能喝多少就喝多少，以醉為限度。當時人們能“靡明靡晦，式號大呼，俾晝作夜”（《詩經·大雅·蕩》）地狂歡飲酒。到了周代，飲酒方式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顧炎武在《日知錄·酒禁》中說：當時飲酒，“一獻之禮，賓主百拜。終日飲酒，不得醉焉。”這顯然是周代貴族和自由民按周禮的儀度化要求而采用的飲酒方式。今存的《儀禮》十七篇中就有許多關於這種飲酒方式的文字。孟僖子曾說過這樣的話：“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左傳·昭公七年》）強調了儀度修養的重要性。儀度修養的關鍵是謙恭待人，即所謂“讓，禮之主也。”（《左傳·襄公十三年》）“卑讓，禮之宗也。”（《左傳·昭公二年》）這種謙恭待人的儀度修養要求人們“動則思禮，行則思義。”（《左傳·昭公三十一年》）於是在酒宴之上，主人謙恭待客，賓客謙恭謝主人，“賓主百拜”，喝酒隻不過是一種禮儀的方式而已，無怪乎能“終日飲酒，不得醉焉”了。
周代這種強調禮的儀度化的飲酒方式，在後來曆代的國宴一類的大型酒宴上得到延續。除此外，它還對曆代社交宴會和民間的酒宴產生了潛移默化的影響，並由此形成了主人不勸酒，客人不便多飲酒的社會心理。這種由禮儀的積澱而演變形成的社會心理，刺激著好客的主人千方百計地勸酒，於是各種勸酒方式也應運而生了。
好客是中華民族的傳統，“朋友來了有好酒”是我國人民好客的具體體現，勸酒是表達這種好客心理的一種習俗。我國各民族中多有勸酒的習俗，但是比較起來，許多兄弟民族的勸酒方法遠比不上漢族勸酒方法那樣豐富多彩。探討其根源，恐怕與“禮”（儀度化的禮）的影響程度有關。也就是說，兄弟民族的勸酒心理主要是好客，而漢族的勸酒心理除了好客外，還有儀度化禮的積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