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秉涵的思想轉折點發生在他第一次率團返鄉之後。說是思想轉折點似乎是有些太宏大了。說白了，就是想為家鄉做點實事。家鄉還不富有，他想以自己的微薄之力為家鄉的建設添一塊磚加一塊瓦。
這一想法的產生是因為他被家鄉人民對台胞的熱情厚愛感動了。
1989年4月，高秉涵帶領38人的探親團踏上了返鄉的路程。雖然這已經是高秉涵第三次回大陸探親，可他卻比以往任何一次都要緊張。38人的探親團除了他和張縣長的三個兒子稍稍年輕一些，其餘人年齡都在70上下，團裏的高血壓和糖尿病就有十多個。
張縣長的三個兒子一起跟團回來，是為了護送父母的骨灰回鄉。
去年秋天，高秉涵從大陸回到台北的當天就聽到張縣長去世的消息。張縣長去世後，他兒子在他枕邊發現了一封沒有寫完的信。信是寫給菏澤縣政府的，詢問像他這樣的人是不是也可以回去探親。
又晚了一步，張縣長帶著遺憾走了。
高秉涵忽然想起一件事。那是1951年的春天，張縣長帶著他第一次去建國中學的路上，看到路邊盛開著的梅花，張縣長停下來說，“我們菏澤的牡丹比這梅花可要大多了。”
想起張縣長當時的神情，高秉涵頓生傷感。張縣長再也無法看到菏澤的牡丹了。葬禮上，張縣長的大兒子找到高秉涵，說是父親去世前一再交代，生是菏澤人，死為菏澤鬼，委托高秉涵一定要把父母的骨灰帶回老家去。高秉涵答應了。張縣長和李老師都是他的恩人，讓兩位恩人葉落歸根、魂歸故裏是他的責任。
但張縣長的小兒子卻不同意，他說：“把爸爸媽媽送回大陸，以後每年清明節我們去哪裏祭拜他們？”
老二也說：“要是把父母的骨灰送回大陸，每年回去掃墓不方便，還是等以後再說吧。”
老大脫口說：“父母生前做夢都想回老家，要不就把兩位老人家的骨灰一邊存放一半。”
菏澤是老家、是根。台灣是生活的地方，子孫後代都在這裏繁衍，兩邊都難以割舍。高秉涵覺得一邊存放一半不失為一個折中的好方法。
於是，就有了張縣長三個兒子的此次之行。
出行之前，83歲的劉澤民被兒子劉晉京用輪椅推著來到機場。看見拿著大包小包的同鄉，劉澤民就笑著說：“回家了，我要回家了！”
劉晉京告訴高秉涵，說是父親已經有些癡呆。但父親聽說同鄉會要組織回家，就一直不停的念叨著也要回家。父親的身體已經不允許再出遠門，所以他隻好帶著父親到機場轉一圈。好在，父親的思維已經混沌，到了機場就以為自己也要回老家了。
劉晉京推著父親在候機室裏轉了幾圈，之後就把父親推回去了。高秉涵把父子倆送出候機大廳的時候，聽見劉澤民坐在輪椅中快樂地笑著說：“秉涵，快到家了，咱們去村頭去看看那棵歪脖子樹還在不在？”
看著劉晉京正在外麵把笑嘻嘻的父親往汽車上搬，高秉涵心中的蒼涼難以言說。
在香港倒機要等8個小時，看著同鄉既疲憊又興奮的神情，高秉涵忍不住有些隱隱的擔憂。三十多個人的吃住行不是一件小事，大家又都上了年紀，萬一有個什麼閃失他無法向其家人交代。
其實，來之前高秉涵是做了充分準備的。一係列的手續自不必說，光是和老家的聯係就有無數次。老家那邊的聯係人高秉涵認準了沙德庭。他委托沙德庭把事情彙報給縣裏的賈書記，又委托沙德庭幫著預訂賓館、訂餐、接機送機等事宜。
沙德庭在電話那端一一應答著，說是一切都沒有問題，他會盡心去辦理。
盡管這樣，高秉涵心裏還是沒有底。
飛機在濟南降落後，高秉涵一手攙扶著一個老人，一手舉著“山東菏澤旅台同鄉會探親團”字樣的團旗招呼大家走下飛機。
臨近出關處，高秉涵老遠就看到了沙德庭在向他招手。和沙德庭一起來接機的有七八個人。沙德庭介紹說他們分別是菏澤地區統戰部的領導和菏澤縣對台辦的同誌。他們一齊湧上來幫著各位同鄉拿一些大件行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