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座英國哥特式小洋樓，坐落在廣州市沙麵大街的一條幽靜的胡同裏。
早晨吃過早飯，丈夫又像以往那樣把一小盒藥丸和一杯水擺在了高秉潔麵前，之後就坐在她的對麵耐心地看著她把藥丸吃下去。
這是已經出嫁的學醫的女兒們交給丈夫的法子，讓丈夫每天監督她吃藥。
自從1962年高秉潔因肺結核切除了六根肋骨和半個肺之後，這些年來就一直靠藥物來維持著肺功能。肺切除手術是在武漢協和醫院做的。當時高秉潔跟隨朱劭天剛從北京調到武漢工作。朱劭天任西南財經大學校長，高秉潔任財大近現代史教研室主任。
高秉潔肺切除後並發哮喘，久治不愈，一遇到冷空氣就發作。又加上文革那陣子經常受批鬥，幾次命懸一線，差點踏上黃泉路。
改革開放以後，因為身體的原因，高秉潔向組織申請調到氣候比較溫暖的廣州工作。丈夫朱劭天為了照顧她也調到廣州工作。
如今朱劭天是廣東省外事辦主任，高秉潔是廣州市委宣傳部秘書長。
吃完藥，高秉潔拎上公文包和朱劭天一起出門上班，朱劭天叮囑她：“別忘了給孩子姥姥寄錢。”
高秉潔答應了一聲，出了門。
兩輛公車已經等在大門外麵，高秉潔上了來接自己的那輛桑塔納，朱劭天也上了他的紅旗車。車子魚貫駛出胡同。
看著車窗外麵深秋的景色，高秉潔的腦海裏一下填滿了母親的身影。
再過一星期，就是母親的88歲生日。
文革期間，高秉潔姐妹倆和姨媽宋介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波及。特別是姨媽一家發生了很大變故，一生對共產黨堅貞不渝的姨夫楊霖被打成反動特務，不堪受辱自殺了。幾個家庭都處在動蕩之中。那些年裏，母親一直跟著在遼源地名辦公室工作的弟弟居住。
粉碎“四人幫”後，生活重新穩定下來，母親一直在幾家輪流居住。
但最近一兩年，母親卻哪裏也不肯去了，一直住在弟弟秉濤那裏。高秉潔休假去看望母親的時候，勸母親到廣州住上一陣子，母親總是以這樣那樣的理由拒絕。高秉潔知道母親的心思，母親是怕死在了外麵。在母親的內心，隻有兒子的家才是自己人生終點的歇息地。
高秉潔記得，母親的最後一次出行是前年夏天。那次她和妹妹高秉浩把母親帶到北京的小姨家。
一天，母親趴在陽台上看著南方問：“現在坐火車回菏澤得多長時間？”
菏澤是母親的傷心地，母親以前說自己這輩子都不會再回去了。但高秉潔知道，其實母親在心裏，菏澤是個讓她永遠也無法忘懷的地方。
旁邊的姨媽宋介說：“現在的火車快，一個晚上就到了，你要是想回去，我和秉潔、秉浩陪你。”
聽了姨媽的話，母親的眼睛一亮，臉上帶著一絲向往的笑。但瞬間母親的眼神就暗淡下來，幽幽地說：“還是算了吧，老家也沒什麼親人了。”
母親的話讓大家又想起了那些傷心事，大家都緘默其口。
“也不知道宋隅首現在什麼樣了？”過了會，母親又自言自語般說。
母親的思緒大概又從那些傷心的事情上跳到了她豐富多彩的少女時代。一層向往的笑浮現在母親蒼老的臉上，高秉潔想象不出呈現在母親腦海中的是一副怎樣的生動畫麵。
對於老家，高秉潔也一直都很懷念，但一想到回老家後那種無法回避的觸景生情，又每次都斷了回去看看的念頭。
讓老家活在自己的記憶裏也許更好一些。
七點五十分，高秉潔走進了自己的辦公室。剛在桌子跟前坐定，手裏拿著一份電報的收發員就走了進來。
“秘書長，有您的一封電報。”
高秉潔接過電報一看，是弟弟秉濤發來的。秉濤有事情從來都是寫信，發電報這還是頭一次。高秉潔心裏立刻有了一種不好的預感，收發員剛出去，她就把電報拆了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