卞永蘭帶來的消息讓高秉涵十分激動。他震驚、興奮、歡喜，一連好幾個晚上都睡不著覺。暗夜裏，他思前想後，輾轉反側。家族中親人們悲歡離合的場景一幕幕從眼前劃過。想著如今與自己隔海相望而不能團聚的大陸親人，他又是百感交集，感慨萬端。
以後的日子裏，在三姐和弟弟的來信中，高秉涵了解到大姐的身體不是太好，他害怕再發生“晚了一步”的遺憾。高秉涵日夜焦慮不安，迫切希望能夠盡快的投入到祖國大陸的懷抱，與親人相聚。
然而，當大陸改革開放已經走過了幾個年頭之後，就兩岸問題，台灣當局依舊沒有任何鬆動的跡象。
高秉涵心急如焚，對親人與日俱增的思念讓他更加消瘦和憔悴。
大陸的親人也在思念惦記著高秉涵。特別是大姐高秉潔，自從收到高秉涵的第一封來信，就整日把這個台灣弟弟掛在了嘴邊。她想起了許多小時候的事情。這個弟弟曾經是家中長輩們的心肝寶貝，也是母親晚年最大的牽掛，如今長輩們都已經離世，她作為家中的長女更應該擔當起親人之間聯絡的橋梁，讓高家兄弟姊妹的這份親情傳承延續下去。
回首往事，最後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見到這個弟弟的時候已經是四十多年前的事情。那是1937 年夏天，在清華大學讀書的高秉潔回老家高莊度暑假。
一進高莊的村子，就見家人早已站在村頭等著迎她。母親懷裏抱著小弟弟，那是她第一次見到這個當時隻有一歲半大的弟弟。弟弟的樣子十分可愛，白白淨淨，大眼睛，高鼻梁，一看到人就張開嘴巴笑個不停。
當時弟弟隻是取了小名春生，還沒有正式的學名，在父母的委派下，高秉潔翻了好幾天的字典為弟弟取了“高秉涵”這個名字。
暑假快要結束離開高莊的時候，已經走出家門好幾華裏的高秉潔突然又跑了回去。
一進院子，高秉潔就把弟弟抱了起來。她在弟弟的額頭上親了又親。弟弟咯咯地對著她歡笑。
不曾想，那竟然成了她對弟弟最後的記憶。
彈指間光陰已經過去了四十多年。如今自己已經變成了一個老婦，當年的牙牙學語的弟弟也不知變成了什麼樣子？
她迫切希望早日見到這個分別已久的一奶同胞弟弟。
幾經申請和磋商，去香港的簽證終於辦了下來。高秉潔與高秉涵約定，姐弟倆於1981年7月9日在香港會麵。
知道這個消息之後，在台北的高秉涵又是激動的幾夜睡不著覺。
盼星星，盼月亮，終於盼來了姐弟相見的這一天。
清晨一大早，高秉涵和石慧麗一起帶著三個孩子去了機場。在新加坡經商的高新平也參加了這次會麵。他已經先行到達香港並在綠園大酒店替高秉涵姐弟預定好了房間。
上午九點鍾，高秉涵一家到達綠園大酒店。
由於大姐年事已高，又加上身體虛弱。因此事先大家商量好高秉涵不到人員混雜的九龍火車站迎接大姐，免得大姐在沒有急救設備的火車站由於過度激動而發生意外。
負責去火車站接大姐的是高秉涵在香港工作的一個叫徐培德的中學同學。
午後時分，按時間推算大姐從廣州開往九龍的火車應該快要到站了。即將到來的姐弟會麵讓高秉涵坐立不安。他幾次按捺不住激動的心情要親自去火車站接站，都被石慧麗勸住了。
下午兩點鍾，一直等候在大廳裏的高秉涵一家終於看到徐培德陪同著一老一少兩位女士走了進來。
高秉涵激動的迎上去，不知怎麼稱呼才好。
正在這時，徐培德把大姐拉到高秉涵眼前，介紹說：“秉涵，這是你大姐！”
又一把拉過高秉涵，向大姐介紹說：“大姐，這就是你的親生弟弟高秉涵！”
一邊的服務生都被這貌似荒誕的介紹方式搞糊塗了，一個個麵麵相覷，不明白為什麼親生的姐弟倆怎麼還用別人來介紹？
親人終於活生生地站在了自己眼前，高秉涵再也無法控製住自己的情緒，他和大姐擁抱在一起，喜極而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