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唐·杜甫）
杜甫出身於“奉儒守官”並有文學傳統的家庭中，他的祖父是唐朝著名詩人杜審言。杜甫七歲學詩，十五歲就已經揚名了。
在度過了一段書齋生活後，杜甫於二十歲時開始漫遊吳越。他從洛陽出發，遍覽了長江流域的秀麗山川，名勝古跡。抱著盛唐時代青年詩人所共有的浪漫情懷，二十四歲的杜甫心高氣傲地來到洛陽考進士。可沒想到的是，自己竟落選了，這無異於給了他當頭一棒。但是，具有堅強性格的杜甫經受住了這次挫折。第二年，他又東遊齊趙，並在漫遊中結識了李白、高適等大詩人，三人情趣契合，結下了深厚的友誼。
三十五歲時，杜甫來到長安，滿懷希望地參加科舉考試。當朝宰相李林甫妒忌賢才，總是壓製比自己有才能的人，而杜甫參加的這次考試在李林甫的操控下變成了一場騙局。這次應試的所有人包括杜甫在內全部落第，李林甫還以此宣稱“野無遺賢”。
這時杜甫的生活日益窮困潦倒，他急於在政治上尋求一條出路，以實現自己的政治抱負。於是，他一再直接向皇帝獻賦、上表，希望引起最高統治者的注意，然而他的才華並沒有引起重視。杜甫在當權者的冷遇下，困守長安近十年。生活磨礪了杜甫，也成全了杜甫，十年困守，使杜甫變成了一個憂國憂民的詩人。他逐漸打破了對盛世的幻想，“致君時已晚，懷古意空存”，預見到盛世下隱伏的危機，揭露了“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社會現實。
755年，“安史之亂”爆發，杜甫帶著家小由奉先往白水，又由白水向陝北流亡。吃野果子、搭窩棚，詩人和流亡的人民一起忍受了國破家亡的痛苦。756年7月13日，太子李亨在靈武（今屬寧夏）繼位，稱肅宗，改元至德。杜甫這時帶著家人正在鄜州（今陝西富縣一帶）。他得知肅宗即位後，便安頓好家人，獨身一人離開鄜州，北上延州（今陝西延安），想去投奔肅宗。然而杜甫在途中卻被叛軍俘獲，押解到了長安。當時長安的一般官員都被押解到洛陽被逼迫投降，在安祿山的偽政府中任職。杜甫當時地位不高，名聲也不大，就沒有被胡人所重視，也就沒有被押解到洛陽去。杜甫不僅沒有被逼迫投降，由於自己隱瞞得好，也沒有遭受到俘虜那種嚴格的對待。叛軍準許他在城裏遊覽、訪問，行動比較自由，這就讓他有機會目睹叛軍殺戮洗劫的暴行和百姓的苦難。
直到757年夏，杜甫在提前偵察好地形、情勢之後，偷偷地從長安外郭城西麵的金光門逃走了。一路上他提心吊膽，晝伏夜行，終於穿過官軍與叛軍對峙的防線，來到肅宗所在地鳳翔（陝西省鳳翔縣）。杜甫見到肅宗的時候，腳上穿著一雙麻鞋，衣袖已經破了，兩個肘臂露在外麵。這次杜甫“麻鞋見天子，衣袖露兩肘”的忠誠感動了皇上，因此被授予左拾遺之職。然而，杜甫在權力中心僅僅待了不到兩年，便因屢次直言上書觸怒皇上，被貶為華州司功參軍。在此以後，杜甫又屢次遭到貶斥，從而使他更能深入群眾，了解百姓的困苦，殘酷的社會現狀為他的創作提供了素材。
759年，杜甫拋官棄職，舉家西行，幾經輾轉，最後到了成都。從此杜甫就開始了下半生輾轉漂泊的生活。770年冬，杜甫病死在湘江上的一條小船裏。
“安史之亂”帶給了大唐王朝深重的災難，社會動蕩，藩鎮割據，百姓生活更加痛苦。這些都直接影響了杜甫。他將個人的命運與國家、人民的命運聯係在一起，繼承屈原“發憤以抒情”的創作精神，寫出諸如抨擊腐敗的裙帶政治的《麗人行》，描述百姓受兵役之苦的《兵車行》《三吏》《三別》，以及反映民生疾苦的《哀江頭》《悲陳陶》《北征》《羌村》《後出塞》等。杜甫的這些詩幾乎反映了“安史之亂”的社會全貌，體現了一個憂國憂民的愛國詩人高度的社會責任心。這一係列具有高度的人民性和愛國精神的詩篇，達到了現實主義的創作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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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712—770），唐朝人，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有“詩聖”“詩史”之稱。字子美，自號少陵野老，世稱杜少陵、杜工部，祖籍襄陽（今屬湖北），自其曾祖時遷居河南鞏縣（今鞏義）。有《杜工部集》傳世。代表作有“三吏”（《新安吏》《石壕吏》《潼關吏》）、“三別”（《新婚別》《垂老別》《無家別》）、《兵車行》《茅屋為秋風所破歌》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