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丹等人在籌建劇團的過程中，已從茅盾處得知杜重遠被軟禁了，不久又聽說被捕了。杜重遠究竟犯了什麼罪遭到逮捕呢？他們同杜雖素不相識，但杜是他們來新疆的介紹人之一。他們才來不久，就發生了介紹人被捕的事情，這不能不使他們對新疆產生一種莫名的恐懼感。
不久，茅盾告訴他們，他一家為了奔母喪要回內地去了，還說張仲實也已經請假去參加伯母的喪禮。這消息使他們感到六神無主，在新疆已完全陷於孤立無援的境地。茅盾走前答應趙丹他們，等到了延安，一定設法讓他們離開新疆。
他們壓力越來越大，連趙丹扮演一個醜角，因角色的形象和盛世才嶽父的形象酷似，引起盛世才的不滿。嚴酷的現實使他們的理想和熱血化作一盆冷水。
忘不了那一個深夜。夜很黑，透出深沉的憂傷。茅盾走後兩個月，幾個便衣悄悄闖進趙丹和徐韜住屋搜查，說公安管理處李處長請他們去談話，就把兩人帶走了。
王為一、朱今明和易烈三人無處求援，隻得聯名寫信給盛世才，申訴大家來新疆的目的，純粹是為了開拓戲劇事業，沒有犯罪行為，懇求釋放趙丹和徐韜。盛複信說，趙、徐犯罪證據確鑿，正在審訊中，望你們安心工作。他們再去信說，趙、徐來新目的和我們三人是一致的，如趙、徐有罪，則我們也有罪；如我們無罪，則趙、徐也應無罪。我們願以幾家人的生命擔保……盛再沒有理他們。
他們不敢向內地聯係，因為新疆的郵電檢查特別嚴，一旦查出恐對趙丹、徐韜更為不利。他們整個人困在煩惱之中，除等待別無他法。
1941年3月，一個黃昏。三人正在排練於伶的劇本《夜光杯》，突然接到公安管理處的電話，說李處長要三人去談話。他們知道事情更糟了，也要進監獄了。三人默默地向新疆人民視為虎口的公安管理處徒步走去，在傳達室報了到。一個矮小的中年人，偽笑地和他們打招呼，讓他們上停在門口的汽車。這是一輛漂亮的小轎車，在新疆極為稀有。他們來新疆一年半還是第一次得到這樣的享受，也就是這輛車把他們送進了監獄。這是一個春寒刺骨的日子，這是一個月色朦朧的夜晚。
有人問，他們既然不想呆在新疆，為什麼不設法跑呢？要知道，新疆特殊的地理和政治環境使人隻能束手就擒。由內地進了星星峽便是一望無際的戈壁灘，遍地是沙石，城鎮就像汪洋大海中的孤島。所有的交通工具又完全掌握在政府手中，不經批準是寸步難行的。再說迪化特務密布，自他們成立了劇團，上麵就派了“愛好戲劇”的坐探來監視他們。茅盾住宅的巷口，有個擺攤賣衣帽的中年漢子，據後來知道就是個特務。盛世才要抓你，你是躲了今天躲不了明天。
他們三人被分別關在三個牢號裏。這裏條件惡劣，對“犯人”苛刻，連放風都是單獨進行。王為一進監獄兩年都不知道同獄是些什麼人，更不知道趙丹和徐韜在什麼地方。
趙丹被關押在重政治犯的第二監獄。進獄後的第一個怪事，就是獄警在給犯人開飯時，隻準趙丹伸出左手接饃饃，而且隻準吃三個。有次監獄官查號時，把趙丹家屬送來的書全部沒收，隻留一本高爾基的《三人》，說隻準他看這部《三人》。趙丹莫名其妙，直到審訊時一再追問他來新疆搞陰謀活動是聽誰的指使時，他才醒悟，原來是在誘導他說出是杜重遠、茅盾和張仲實三人。趙丹矢口否認。特務使用細皮條將他一隻手的手指綁在長凳上，用木板抽打，打斷一根再換一根，直打到皮開肉綻，再在血肉模糊處撒上辣椒末，使趙丹痛厥過去。趙丹經過多次莫名其妙、故弄玄虛的審訊，最終被定為“托派”罪名。其他幾個人的遭遇也大體如此。易烈在五人中最年輕，卻已離大家而去。他在獄中生病時，被打毒針後通知漢族文化促進會保釋出去便死了。
盛世才被迫離開新疆以後，國民黨當局開始清理積案，許多犯人陸續被釋放。他們仍然在押，但陸續被調整到一個獄室，獄規也放鬆了。他們都被派在獄中做工，行動比較自由一些。一個曾經和趙丹同過牢房現在獄中管理檔案的老犯人，悄悄地把一份杜重遠案的在押犯人花名冊給他們看，他們五人的名字都在冊上。此案共49人，每人名下填著年齡籍貫、入獄年月等，最下麵一方格是注明犯人生死的。凡已死的就填“死”字，49個空格中除了他們四名和史枚外，均已填上了“死”。史枚是自己單獨聯係，帶了一家人到新疆來的，與他們同期被捕。他們幾個之所以能夠活下來，據分析，可能得力於周恩來的營救。當他們被捕的消息傳到重慶後，周恩來就組織文藝界知名人士聯名寫信給盛世才，要求釋放他們，報刊也發表文章聲援。延安的文藝界也聯名寫信給盛世才營救他們。這些聲援和營救活動對盛世才肯定不無影響。盛世才離新後，他們終於在1945年2月走出了監獄大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