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四人獲得自由時，他們的家屬已經離開了新疆。原來，在他們被捕後，妻子們都成了叛逆家屬被放到女子中學當教員。盛世才投靠國民黨後不久，她們被送回內地。她們臨走時要求見丈夫一麵，公安管理處聲稱，到了哈密就能見麵了。她們以為丈夫也被釋放，安排在哈密和她們團聚，然後一起回內地。誰知她們到了哈密，直到上飛機還不見丈夫，忍不住問機場的人，回答說：“你們走吧，他們不來了。”妻子們悲痛地以為丈夫被處死了，淚水奪眶，含恨離去。她們曆經艱辛、備嚐困頓，踏上了歸途。
國民黨當局當然想利用他們，特別是趙丹這樣的名演員，來開展新疆的文化活動。省黨部宣傳部長兼中央文化運動會新疆分會主任孫浮生，把他們安排住在文化運動會宿舍，動員他們留在新疆工作。他們堅決謝絕了。孫浮生又提出要他們演一個戲，跟新疆的觀眾見見麵。這一點他們隻好同意，但拒絕排演替國民黨宣傳的劇本。他們組織一些學校的教員排演陽翰生的《前夜》。演出後，孫浮生仍不放他們走。看樣子，他們是被變相扣留了。
他們決定把情況告訴重慶，要求營救。但與重慶聯係很不容易，一旦被特務發現，處境將更為不利。最好的辦法是能在長途台總機直接和重慶的親友通話。趙丹想起他在監獄裏曾經和電訊局局長同過號，可惜他已經死在獄中了。他們想可以到電訊局長家裏找他夫人摸摸長途台的情況。趙丹和王為一去局長家找他夫人，發現局長家的隔壁就是長途台的機房，僅一個人值班。局長夫人同情他們，兩天後，他們終於和重慶的親戚通上話。
王為一有個妹夫在重慶電訊局當會計，王為一要妹夫把他們的處境和要求告訴史東山。史當即找了陽翰笙，陽再要求當時的中央文化運動會的主任張道藩幫忙，張曾在國外學戲劇，1939年在重慶演出《全國總動員》一戲時和他們有同台之緣。他用總會的調令向新疆分會調他們回重慶。
回到重慶以後，中共黨組織為了表示對他們四個人政治上的愛護，組織了進步的“中國戲劇藝術社”，演出茅盾的新作《清明前後》，揭露了國民黨官僚買辦資本對國家和人民的毒害。他們四人被放在演出的重要位置上，使國民黨和廣大群眾知道：趙丹等四人回來了，還是屬於進步陣營的。
抗戰勝利後，他們四人都在周恩來指示組織的昆侖影片公司工作。解放戰爭時期，趙丹不顧白色恐怖對他的威脅，主演了《關不住的春光》、《麗人行》和《烏鴉與麻雀》等片。
史無前例的十年浩劫中，他們四人又都為新疆這段遭遇，受到重點審查，吃盡苦頭，徐韜含冤死去。趙丹遭到江青、張春橋的迫害，禁閉達五年之久，身心受到嚴重摧殘。
趙丹去世之後，夏衍在他的追悼會上說了一句沉痛的話：“我們這一代在坎坷的路上走得太久了！”
趙丹等人的新疆之行，每一步都滴血滴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