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題解”
元和四年（809）作於長安。當年元稹以監察禦史於三月七日離開長安，往東川（今四川三台縣，唐代為東川節度使所在地）奉使審案。元稹走後，詩人同弟弟白行簡與李建三人遊曲江、慈恩寺，後到李建家飲酒。飲酒時記掛好友元稹赴川行程，作了這首詩。“李十一”，即李建，字杓直。唐人喜歡以行第相稱，因李建排行第十一，故稱李十一；元稹排行第九，故稱元九。因飲酒時計算元稹行程，想必今日已經到達梁州。元稹如期到達梁州漢川驛後，夢見同詩人一道春遊曲江，而且作了《梁州夢》詩及序，記述夢中事。白行簡《三夢記》及孟《本事詩》均有記述。
白居易同元稹，政治上誌同道合，詩歌上共稱“元白”。二人友情頗深，患難與共，相互唱和詩很多，本詩僅是個中之一，且是剛剛分別四、五天，並於同一日賦詩相憶念。
花時同醉破春愁，醉折花枝作酒籌。
忽憶故人天際去，計程今日到梁州。
這首詩是白居易曲江春遊、而好友元稹剛剛離去之際，“即景生情，因事起意”之作。
首句又作“春來無計破春愁”。據當時白行簡《三夢記》所記，此說應當是正確可信的。而《白氏長慶集》卻作“花時同醉破春愁”。其實舊時因印刷落後和傳鈔之故，以及作者自己事後推敲改易，出現舛誤、異文是正常現象。但就本詩而言，事出有因，筆者很讚成陳邦炎先生的說法，行簡所記乃初稿原字句，《白氏長慶集》所錄則是最後定稿。改“春來無計”為“花時同醉”，在章法上更合理，在承轉上更貼切。律詩講究起承轉合，首句“起”，次句“承”，三句“轉”，末句“合”。次句中“酒籌”是飲酒行令時所用的籌碼。在首句與次句關係上，改後“花時同醉”與“醉折花枝”二句承接得更緊密，在上下兩句中“花”字與“醉”字重複顛倒使用，更有相映成趣之妙。同時，就首句與第三句的關係而言，“春愁”原是“憶故人”的伏筆，若首句一開始就說“無計破春愁”，到第三句將無法顯示轉折。如此一改動，先說春愁已因花時同醉而破，而後在第三句中用“忽憶”兩字陡然一轉，才見波瀾起伏之美，從而跌出全詩的風神。末句“計程今日到梁州”，“梁州”又作“涼州”，顯然是錯誤的。在唐代，涼州指甘肅西部一帶，而梁州則指陝西南部一帶。當時元稹往東川，陝西乃必經之路，不可能繞道甘肅，否則也不可能按本詩、白行簡記所說的日期按時抵達，故應作“梁州”，況《才調集》卷第五也作“梁州”。“計程”由轉句“忽憶”而來，是“憶”的深化，主要體現著情意的表達。按常理，故人或親人別後，居者總是不斷憶念，常常會計算此時是正在途中某處或此時已到達目的地。“今日到梁州”，詩人意念所及，深情所注，即席拈來，信手寫出這句，非常符合實際和常情，給人以極其真切之感。
詩人在短短的一首詩中，對朋友元稹行程的計算是非常準確的。他寫這首時，元稹正在梁州，同時寫了一首《梁州夢》並序。詩曰：“夢君同繞曲江頭，也向慈恩院院遊。亭吏呼人排馬去，忽驚身在古梁州。”序謂“是夜宿漢川驛，夢與杓直、樂天同遊曲江，兼入慈恩寺諸院；倏然而寤，則遞乘及階，郵使已傳呼報曉矣。”白行簡《三夢記》所記白詩已如上述，所記元稹《梁州夢》亦略有不同，但所記日期、事實悉同，並說：“日月與遊寺日月率同。蓋所謂此有所為而彼夢之者矣。”《本事詩》也有“……千裏神交，合若符契。友朋之道，不期至歟！”的記述。
總之，這首詩“前二句以近者言，後二句以遠者言，此詩家之遠近格。”（《唐詩絕句類選》）詩人即席拈來，不事雕飾，“意淺情深”、“情文相生”（《刪訂唐詩解》），以極其樸素淺顯的語言，表達了極其真摯親切之情誼。
白詩、元詩，一寫於長安，一寫於梁州；一寫居者之憶，一寫行人之思；一寫真事，一寫夢境，詩中所述“合若符契”。兩詩寫於同一天，押的同一韻；兩情“千裏神交”，異地同思，相互感應，無論是內容之感人、藝術之魅力，無不給人以真與美的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