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批評的中國化實踐
批評叢書“刀鋒文叢”，是一套主要針對當下中國文化現象（包括文學、大眾文化、影視、音像、傳播媒介等）進行批評的叢書，作者為各領域的學者和新銳批評家，他們都受過良好的人文教育，學有所專，在批評技術上訓練有素，以敏銳的藝術感覺和獨特的語言風格取勝，並力圖借此實現批評的獨立價值。他們對其批評對象，不做一般意義上的“解剖學分析”，而是更加關注作為批評對象的符號係統如何潛入當代文化，以及潛入過程中產生的怪異蹤跡。
對於文化批評而言，其批評對象是一個巨大的疑問。文獻意義上的傳統符號體係與文化商品意義上的新符號體係，早已在全新的傳播媒介中勝利會師，並拉幫結夥地向人示威。它們在街道上招搖過市，在電視節目中口水四濺，在策展會上沐猴而冠，在各種敘事建構中鑽頭覓縫。通過對其他文化DNA的吸納和重組，它們已經具備了高度的變異能力，是一種可怕的文化“異形”。它們以新的宿主為掩體，摧毀傳統意義上的解剖學和闡釋學。要將它們從新媒介這個宿主之中剝離出來，使之原形畢露，是文化批評的重要任務。
因此，作為“微觀意識形態”的一根敏感的神經，文化批評不再是書齋裏的解剖學，批評者也不再是曆史的建築師和形而上學的幻想家，更不是神話和象征的合謀者。他們應該是文化相麵師，是經驗分析的數學家，是新的寓言寫作者，是砌築文化符號沼氣池的工匠。語言創造是他們的工具。想象力是他們的顯微鏡。新的分類學就是他們的方法論。這是一種帶有強烈的寫作性的批評實踐，也是一種文化批評“中國化”實踐的開創性工作。
作為一種新的意識形態批評方法和思潮，文化批評興起於20世紀50年代的歐美。它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冷戰思維”在文化中的反映。宏大意識形態的微觀化，促進了批評方法的更新。傳統文學批評中的文本細讀方法與符號學、政治經濟學、傳播學、人類學等其他學科的結盟，構成了文化批評的方法論譜係。與此同時，文化批評也不是傳統的“文學社會學”研究。後者是從社會學的角度討論文學問題。而文化批評，如果它要討論文學（或者其他文化現象）的話，就是要將研究對象轉化為公共領域的話題，成為公共領域話語批判的對象。
有學者將文化批評的特點總結為：一、注重當代文化而不是曆史經典；二、注重大眾文化而不是精英文化；三、注重邊緣文化和亞文化群體（比如女性文化、少數族裔文化、青少年文化、打工族文化等）而不是主流文化；四、注重文化與社會密切的互動關係，而不是封閉的、象牙塔式的、靜態的分析研究；五、提倡跨學科超學科的、綜合思維的研究方法。我認為這個總結比較全麵。它還可以進一步歸納為：當代的、大眾的、邊緣的、動態的、綜合的。換一個說法，作為傳統文學的“文學性”，已經像碎片一樣消散在另一個新主流文化（市場和消費）之中，文化批評就是要在這種新的文化語境之中重新發現“文學性”，在“現代性”中尋找那些“可以挽回的部分”，在市場的垃圾堆裏尋找“文學性”的碎片。
我們知道，在20世紀80年代也有過所謂的“文化熱”，但與這裏所說的“文化批評”關係並不大。20世紀90年代以來，我們翻譯了大量的“文化批評”理論著作。但真正屬於中國自己的文化批評，還正在探索的途中。其主要原因在於，中國沒有自己的文化理論，所有文化批評的方法，都是“拿來”的外國貨。一些概念是否適用於我們的文化批評，需要甄別；文化批評中對中國經驗的把握，需要探索和實驗。這些都需要通過長期的批評實踐來解決。中國問題的複雜性還在於，它具有非常悠久的曆史文化傳統。傳統符號作為曆史經典的出場，往往成為常態。我們的文化批評，還麵臨著對曆史符號進行解碼的艱巨任務。無論理論還是方法，都應該從寫作實踐中來。我們不要被那些貌似嚴密的仿西化理論嚇住。我們應該對批評寫作的中國化實踐表示敬意，哪怕它的創造是點滴的！
我大致從2000年前後開始文化批評的探索性寫作，2003年完成第一本顯得幼稚的文集《文化的病症》。在2004年開始籌備文化批評叢書“刀鋒文叢”的出版事宜。第一輯於2005年出版，收入了朱大可等人的文集。第二輯於2006年出版，收入了陳曉明等人的文集。由於出版社改製，叢書原責任編輯調離，“刀鋒文叢”出了兩輯就停下來了，我感到非常遺憾。這一次有緣與重慶大學出版社合作使“刀鋒文叢”重獲新生，是一件值得欣喜的事情。第三輯“刀鋒文叢”不是沒有遺憾，但總的來說基本符合我的設想。
期待更多朋友的加入！
張檸
2011年12月6日寫於北京師範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