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屬於“六十年代”，這種出身先天性地將我與荒蕪和空虛聯係了起來。孩提時的我並不知道什麼文學經典，我的極其有限的閱讀隻能來自那些同樣荒蕪的語文課本和連環畫。直到今天，我還對那些來自“書香門第”的作家學人心生豔羨。20世紀90年代中期，身居台灣的伯父第一次跨越海峽，帶來了關於我不在人世已半個世紀之久的祖父的消息，我才知道，原來我家族的先輩早在1940年代就撰寫過《中國詩歌史》，晚年又有《金剛經解說》，不過，這遲到的信息已無法彌補我童年的遺憾，隻能給人某些緬想的線索而已。“六十年代”，那樣的荒蕪屬於整個國家。
荒蕪時代的些許色彩其實是格外重要的。感謝我小學時代的政治老師，一位從來不講政治話題而把課堂變成小說連播的老太太，《三探紅魚洞》的階級鬥爭主題遠遠不能掩飾其中的奇異的想象；感謝我的二舅，一位優秀的數學教師，同樣擁有優秀的故事講述天才，《西遊記》與《封神榜》的幻想世界足以令人著迷；1980年代初的應試教育，沒有“文學”隻有“課文”，幸好還有“作文”來延續我剛剛被激發的幻想。我最早發表的文字也不是“文學”，而是一些數學題的證明問題，但我最終沒有沿著二舅的數學道路走下去，因為高中文科班相對輕鬆的學習任務和文學環境似乎讓我找到了更為適應的氛圍。
真正深入文學的世界是大學本科以後的事情了。有一天我突然對新詩入了迷，在圖書館裏讀著一本又一本的現代詩集，甚至自己也開始在紙上塗抹起來。在這期間，謝冕先生應藍棣之老師之請來北師大演講，那帶著“朦朧詩論爭”歲月所特有的情緒和在此以後藍棣之老師同樣富有情緒感染力的“現代詩”選修課更是大大地增強了我對詩歌的興趣。不過，此時此刻的詩歌與文學之於我完全是情智的連通，一切與“學術”無關。現在想來，這種較長時間的自由幻想與自由情感的曆史，倒是與當今某些功利主義的教育拉開了距離，讓我真切地感受到了“情感體驗”的意義，這難道不就是一種幸運，甚至一種財富？
我的“學術”之路的開啟緣自王富仁教授發表於《文學評論》的那篇著名的《呐喊彷徨綜論》。1980年代震動中國學界的這篇宏論曾經掀起了怎樣的思想風潮！我至今還清晰地記得當晚在圖書館閱讀《文學評論》之時那份不可遏止的激動。在那裏，我感受到了一種真真切切的極具思想力度的“學術”的邏輯，哦，原來，真正的“學術”也可以像詩歌一樣的動人心魄！幾個月之後，我鼓足勇氣，將自己的處女作《論（傷逝）與現代世界的悲哀》呈到了王老師麵前；一年之後，更將一篇3萬字的長文《論中國現代新詩的進程》送到了《文學評論》編輯部王信老師的手中。這兩篇文章先後發表在《名作欣賞》與《文學評論》之上，我也從此宿命般地走上了文學研究的“學術”之路，而且始終都兼有兩個方向：魯迅與中國現代思想文化問題以及中國現代新詩的發展問題，但無論是哪一個方麵的學術思考都再難脫離“文學體驗”的基礎，而且越是到後來我越能夠感受到這一點。
我對中國現代詩歌的研究最初是從宏觀曆史的角度進入的，這裏顯然昭示了1980年代宏大敘事的影響。不過，我自己倒是比較偏愛那些關於個體詩人和具體文學作品的解讀，在關於郭沫若、徐誌摩、李金發、卞之琳、何其芳、戴望舒、艾青、綠原、穆旦、粱宗岱等人的研究中，我都努力通過自己的文學感受提出一些與過去迥然有異的看法：郭沫若的內在矛盾，徐誌摩的重構古典情趣，李金發的心態扭曲，卞之琳的中國式理性，戴望舒的世紀病，艾青的叛逆，綠原的童真，穆旦的反傳統姿態，梁宗岱宗教意識的限度，等等。由於種種原因，包括某些“文抄公”們的自毀聲譽的行徑，文學作品的閱讀鑒賞被許多人看成是一件簡單而沒有多大意義的工作，文學的研究也越來越與這些“低層次”的閱讀活動無關。我們今天讀到的一些文學批評，它們的整個思想框架顯然是直接取自另外一個更為宏大的思想係統，仿佛是為了證明這種思想的合理性，文學作品被隨手拈來當作了“例證”。這裏有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在於，如果文學批評、學術研究的“思想”不是從作品內“蒸發”而出，如果我們的文學研究最終與文學作品的閱讀體驗沒有關係，那麼這樣的“學術”其有效性是值得懷疑的。其實，批評家的意義正在於他能對文學作品提出與眾不同的獨特感受，“思想”也就是對“感覺”的升華。當然，純思想的探索自有其價值，問題在於所謂的“純思想”並不是我們所誤解的純粹邏輯層麵上的推導，它實際上依然是思想家對世界新鮮、獨特的“感受”的結果，隻不過由於他所感受的對象本身的某種宏觀性、抽象性而使得這些描述方式也呈現出了某些更為抽象的理性樣式，盡管如此，這與那種純粹邏輯層麵上的語言遊戲依然具有根本的差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