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過去一個多世紀的過程中，對抗思維不僅僅體現在啟蒙的呐喊，同樣顯示為“國學”的固守——以“國學”抵禦外來文化輸入可能形成的文化窘迫，無論是激進還是保守，我們都難脫對抗的陰影。
相反，走出二元對立的思維框架，無論是新的啟蒙文化還是“國學”的探求本身都可能出現寬大的思想格局。隻有超越“對抗”，我們才可能完成真正的文化創造。
在過去，在我們所熟悉的論述中，反複論證的對象要麼是啟蒙敘述的民主、自由、個性解放、人道主義，要麼是國學所維護的“傳統”“民族性”等等，而作為新的文化建設的根本問題——人的創造性卻沒有獲得集中的關注，因而現代文化如何能夠在千年傳統麵前確立自己始終是一個語焉不詳的問題，王富仁“新國學”的論述恰恰是緊緊抓住了這一點並予以全麵的彰顯，他論述的不僅僅是現代知識的流變，更是現代知識分子的創造力如何真正發揮的重大問題：“學術發展的曆史事實告訴我們，後一代知識分子若不通過對前一代知識分子的批判、否定、批評、修正或補充，後一代知識分子就無法建構自己的學術，甚至也無法創造新的學術成果。而假若他們不能建構自己的學術、創造新的學術成果，前人的經驗和知識在他們這裏也隻能是一些散亂的常識，一些不可靠的知識。不論是西方的文藝複興，還是中國的五四新文化運動，都是通過反思、反叛傳統而建構起自己的文化傳統和學術傳統的。”這就是說，知識分子的創造性不僅關乎文化發展的未來，其實也從根本上影響了我們對於過去曆史與傳統的“整合”。
與人類思想史上的許多精神遺產一樣，啟蒙文化的傳統也不僅僅是18世紀的一係列現實目標，“開啟智慧與理性”應該是其深遠的依然具有生命活力的指向，這一指向理所當然地也需要我們對人類及各民族生存問題的新的揭示，需要我們對各種異質思想文化的新的回應，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認為王富仁先生的“新國學”理論就是在新的曆史條件下對現代啟蒙文化的堅守和發展，他以對十餘年來質疑啟蒙、質疑五四文化傳統的有力回應為基礎，再一次體現了啟蒙文化之於當代中國文化建設的有效性，同時也以回應中的豐富的思想，深刻地證明了這一文化自身具有的“可持續性發展”的廣闊前景。
從“國學”到“新國學”，啟蒙時代的曆史進程發生了轉折，然而，對轉折的曆史最負責任的回答卻是那種深刻的堅守，自然，堅守是以自我的反省為前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