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我出版了《中國現代新詩與古典詩歌傳統》一書，可能涉及了當時普遍關心的古今文化聯係的話題吧，在學界產生了比較多的反響。以後幾年間，該書多次重印再版，累計印數近2萬冊，對於一個地處西部、發行能力十分有限的出版社而言，這樣的印數顯然已經是相當可觀的了。我的學術之路是從對文學作品的鑒賞開始的，這種注重文學感受的方式其實決定了我選擇課題的樸素性：在思考、寫作《中國現代新詩與古典詩歌傳統》的時候，根本沒有“掛靠”當時文化熱門問題的企圖，僅僅是因為在現代詩歌的閱讀中，無法解決一係列“詩思”的來源，比如“即景抒情”的方式，“隨物婉轉”的構思，中國式的格律化情結，乃至缺少真正的宗教感受等等，正是這些現象讓我不得不重新掂量梁實秋的名言：“所謂新詩，就是中文寫的外國詩。”果真如此嗎？顯然，我們眼前的事實並不是這樣。我的思考和寫作就是想從中國現代新詩本身的現狀出發，重新辨析“構成”其基本思維的東西究竟是什麼，是更多的“外國詩”的因素還是根本就沒有改變我們民族固有的路徑？
對中國現代新詩在“詩思”層麵的探討可能是這本書略略領先之處，因此直到今天它依然被一些學界同行列為各種“參考書目”。但是，更大的意想不到的遭遇卻在另外一方麵：1990年代之初，同時又是保守主義陣營與中國式“後現代主義”者們集中“清算”80年代“西化思想”的時期，在當時，知識分子在1980年代的“新啟蒙”努力都難逃“西化”之嫌，這樣的清算在外獲得了西方“後現代主義”的支持，在內則轉化為“弘揚民族文化”的呼聲。一時間，五四是否需要反思和批判，中國新文學、白話文運動是否應該被檢討和再認識，實際已經形成了某種思想的壓力，令我們的現代文學研究界不得不麵對，不得不回答。特別是鄭敏先生著名的《世紀末的回顧：漢語語言變革與中國新詩創作》一文在《文學評論》發表以後，更是一石激起千層浪，關於如何評價新詩與古典詩歌傳統的問題成為人們議論紛紛的焦點。也就是在這樣的語境中，我意外地收獲了一些讚許之辭：《中國現代新詩與古典詩歌傳統》就是一本弘揚傳統文化精神之作，它充分說明中國新詩不應該脫離傳統文化的滋養！
顯然，這樣的“讚許”讓我格外惶恐。因為，以我所熟悉的中國新詩發展的事實來看，所謂的徹底“西化”從來就不是一個可能的事實，而所謂的“中國傳統”同樣也不是我們可以安然倚靠的所在。早在1930年代，借助“中西交融”理想在回歸古典傳統之路上行走的詩人就已經陷入了詩形僵死、文思枯竭的窘境，以至金克木（柯可）發出了“要有野蠻、樸質、大膽、粗獷”的疾呼（《雜論新詩》），到艾青、穆旦那裏，突破古典傳統的限製，尋找新的“詩意”與“詩思”則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功。中國新詩發展的這些“故事”所證明的結論應該是：無論是西方詩學還是中國古典詩學都不可能成為我們取之不絕的“法寶”，中國現代新詩的發展隻能來自現代的詩人對當下人生的獨特而真切的發現和對現代漢語的富有創造性的操作，中國現代詩人個性精神的發展比任何一廂情願的“弘揚”都要有價值得多。
1999年，借助一次再版的機會，我在書中收錄了溫州大學葉世祥先生的評論，因為，這篇評論敏銳地將我的工作與“弘揚民族文化”的思潮區分開來，並反省了現代/傳統二元對立思維的嚴重問題。在這個時候，我所關心的問題便在這裏，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誤讀呢？是什麼原因讓我們一再陷入現代/傳統二元對立當中，並且急迫地作出非此即彼的選擇呢？為什麼我們又總是將“二元”之中的“一元”認定為中國文學與中國詩歌的取向而且與對方勢不兩立？這樣的追問逐漸令我進入到了問題的內部：並不是有人誤讀了我的工作，而是更多地誤讀了我們中國文學在20世紀的命運，誤讀了中國現代文化實際具有的自我創造的能力。
在這一次的被誤讀之後，我似乎更加清楚地意識到了自己工作的方向。那就是，我們的研究應當極力避免被某些社會思潮所裹挾，文學史的研究不應該成為現實功利目標的附庸，中國新詩與中國新文學的研究應當以發掘中國作家的創造機能為己任，我們不必輕易將這樣的創造機能歸結到某一既有的思潮中去。在以後，我質疑過漸成主流的“現代性”研究視野，質疑過比較文學的影響研究模式，也對“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現代中國文學”等基本曆史概念懷有一份警覺，所有這一切的努力都將通向對中國現代作家“創造秘密”的深入把握。到目前為止，我相信這就是重新認知中國現代文學的可靠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