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多民族文學”的理念逐漸滲透進入了中國現當代文學史的討論當中，如何在中華文學史的大格局中真正體現我們“多元一體”的民族事實，如何讓少數民族在文化上獲得自己的主體性，不再因為“少數”而退居文化的邊緣，成為漢文化敘述的補充和附綴，學術界已經展開了一係列熱烈的研討。這裏還有一個不容忽視的問題，就是在普通讀者的知識係統中，我們既有的文學格局究竟是怎樣形成的，因為，隻有從根源上清理了這一格局的形成過程、生長過程，我們才便於實現新的文學的敘述。
普通讀者的知識係統的獲得在很大的程度上得益於學校教育，而學校教育的基本方式則是“文學史”的建構和傳輸，也就是說，對於一個普通的讀者而言，在他完全不熟悉、不了解甚至沒有接觸任何文學現象、文學事實的時候，就已經被灌輸了一套完整的文學史框架，而這樣的文學史，本身卻是在把漢民族之外的其他民族視作“少數”之時完成的。以漢族知識分子為絕對主體的文學史書寫者本身就不具備更豐富的多民族文化與文學知識，他們在缺少更充分的多民族文學體驗的時候完成了漢民族的文學史，後來又因為國家文化格局擴大的需要而試圖納入一定的其他民族的內容，而在納入的時候，整體的文學史框架已經無法改變了，補充與附綴的痕跡在所難免。在最後，當這樣一種文學史被“理所當然”地作為文學的權威知識在學校教育中加以傳輸的時候，一個最基本的也是最有影響的最根深蒂固的知識係統就形成了，在漫長的曆史演進中，這樣的知識係統都會發生持續不斷的作用，成為在社會上最難改變的基本認識。
但我們的問題也就在這裏。
首先，當文學史成為一種淩駕於文學現象之上的“知識結構”，這裏發生的嚴重後果是顯而易見的。最近幾年，學術界關於文學史如何展開的討論很多，許多的思路也的確令人耳目一新，大大拓寬了我們既有的研究空間，例如關於文學史究竟是什麼史的討論，今天的人們已經不再滿足於對一般作家作品的分析闡述，而是努力將文學的發生發展引入到一些更加廣闊的領域當中，例如文學史如何進入思想史，文學史如何豐富自己的思潮史，文學史如何完善自己的區域史，文學史又如何結合製度史，等等。我充分肯定這些思路的價值和意義，因為，如何回到中國文學特別是中國現當代文學的發生事實之中，我們就可以知道，一部中國文學的演進的曆史與中國思想文化的整體發展緊密地結合在一起：沒有五四時候的思想啟蒙就沒有新文學革命，沒有左翼文化思想的滲透成長就不會有中國文學的巨大分野，而沒有《延安文藝座談會議上的講話》更不會有20世紀下半葉中國文學的根本轉變；文學的曆史本身也由種種的思潮流派所構成，現實主義、浪漫主義、象征主義……不管你是否承認，它們的確極大地吸引著中國作家的目光，文學研究會、創造社、新月社、中國詩歌會、左聯、民族文學運動、戰國策派、西南聯大作家群、京派與海派，無疑就是中國作家忙碌事務中的重要的環節，我們自有“說清楚”的必要；同樣，區域文化之於文學麵貌的深刻烙印也成為文學研究的新的生長點，東北黑土地文化上養育的蕭紅、蕭軍、端木蕻良與江南水鄉的才子文人顯然有如此明顯的個性差異，同樣居於南方文化圈，巴蜀知識分子也與南粵文人迥然有別，甚至也與湖南作家群不同，這裏可供我們探討的“故事”顯然很多；至於文學與社會體製的關係，這在今天也幾乎成為了熱門話題，現當代中國獨特的政治製度、經濟製度、法律形態都直接關乎中國文人的生存和寫作，因而也順理成章地成為了影響文學發展的基本“因素”，中國文學從來就不是單純的“文學”本身的表現，許多的社會力量都試圖爭奪這一精神領域，努力在其中打下自己的印記，這是一個誰也無法否認的基本事實。